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乳腺癌现已成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严重危害广大女性的身心健康。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2007年首次制订《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07版)》以来共更新8版,指南一直与时俱进,兼顾证据的权威性、知识的前沿性和在广大基层医疗机构的适用性。本次制订的《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4年版)》在2021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更新,纳入了乳腺癌诊断和分类的新理念、精准治疗的新工具、手术操作的新规范和综合治疗的新方案,旨在为乳腺癌防控及诊治领域的医务工作者提供指导和依据。
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NEN)是一类起源于肽能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具有神经内分泌分化并表达神经内分泌标志物的少见肿瘤,可发生于全身各处,以肺及胃肠胰NEN(gastroentero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 GEP-NEN)最常见。国内外研究数据均提示,NEN的发病率在不断上升。美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与其他类型肿瘤相比,NEN的发病率上升趋势更为显著。中国抗癌协会神经内分泌肿瘤专委会在现有循证医学证据基础上,结合已有国内外指南和共识,制订了首版中国抗癌协会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治指南,为临床工作者提供参考。
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妇科肿瘤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以卵巢癌为例,年新发病例数为57 200例,粗发病率为8.47/10万,年死亡病例数为27 200例,粗死亡率达4.04/10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世标率(分别为5.59/10万和2.45/10万),中国从事妇科肿瘤防治事业的医师面临更大的挑战。妇科肿瘤在早期经过规范性治疗后整体疗效较好,但对于晚期、复发转移的患者,有限的治疗模式及高复发率往往导致预后较差。近年来,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抗体药物偶联物治疗等新兴治疗方式开创了妇科肿瘤治疗的新纪元,为妇科肿瘤患者带来了更多治疗希望。本文总结2022年度妇科肿瘤手术治疗、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和生物标志物检测等方面的重大进展,以期更好地指导妇科肿瘤个体化精准治疗。
近年来,类器官技术的发展为开发新的、更接近真实病理生理学状态的人类癌症模型开辟了新途径。源自患者的肿瘤类器官保留了原始肿瘤的组织病理学特征、遗传特征和分子生物学特征等表型,不仅可作为识别和测试新型抗癌药物的优良模型,也可通过肿瘤类器官的药物敏感性检测反馈患者的临床反应,为肿瘤患者的个体化精准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然而,与传统的组织样本库相比,活体类器官生物库的建立需要更严格的质量控制和更高水平的技术标准。随着类器官研究的不断深入,肿瘤类器官已广泛覆盖多种实体瘤,类器官技术亦在2017年被评为生命科学领域年度技术,但国内对肿瘤类器官构建、鉴定及药物敏感性检测尚无质量控制标准,同时亦缺乏肿瘤类器官用于精准治疗的专家共识。因此,根据全球范围内多个团队基于患者来源的肿瘤类器官的药物敏感性检测在肿瘤精准治疗中已发表的研究数据,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分泌专业委员会针对肿瘤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的临床应用与质量控制制订了《肿瘤类器官诊治平台的质量控制标准中国专家共识(2022年版)》,希望通过本共识,提高中国临床工作者及医学研究者对于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的认识,规范类器官诊治平台的质量控制,指导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在国内肿瘤精准治疗方案选择中的临床应用。本共识将根据未来开展的基于类器官的各项研究成果定期更新。
胰腺癌是中国致死人数排名第六的恶性肿瘤,其恶性程度高,早期病情隐匿,超过80%的患者在就诊时已进展为晚期,错失手术切除治愈的机会;而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的胰腺癌患者,也极易发生转移,5年生存率仅为15% ~ 20%。不同于其他癌种,胰腺癌的放化疗及免疫治疗效率均较低,分子分型和精准治疗技术的研究也相对落后,急需临床医疗资源的投入和优质科研成果的转化,以改善患者预后。2022年是胰腺癌转化研究领域厚积薄发的一年,见证了第1个靶向KRASG12D的小分子药物的诞生和个性化T细胞受体工程化T(T-cell receptor engineered T,TCR-T)细胞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在胰腺癌发病因素、分子机制、代谢、免疫微环境等基础领域,以及早期诊断、手术治疗、药物治疗、免疫治疗等临床领域也各自取得了新突破。本文对2022年胰腺癌研究和诊疗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肺癌仍然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约占80%以上。以靶向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 protein-1,PD-1)或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为基础的治疗已成为了晚期肺癌的标准治疗手段之一。本综述将对晚期NSCLC免疫治疗的现状予以梳理,探讨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思考与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美国癌症协会发表的美国癌症统计数据预计2023年美国全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1 958 310例,死亡609 820例。美国的癌症死亡率在199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加速下降,治疗的进步使得患者生存得到改善,减少吸烟人数、普及癌症筛查是其主要原因;2020年COVID-19大流行造成350 831人死亡,位列2020年死因第3位,同时造成包括癌症在内的其他多种死因显著增加,但疫情对癌症死亡的影响尚未被纳入评估。通过对2020年GLOBOCAN数据库中中国和美国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尽管中美癌症发病和死亡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美国癌症防治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我们应努力提高肿瘤诊治规范化程度、提升医疗服务资源可及性以提升患者生存率,优化筛查模式、提升筛查效率,癌症筛查覆盖率,同时进一步提高HPV疫苗接种率将有效地降低癌症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乳腺癌现已取代肺癌成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是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表达均为阴性的乳腺癌,与其他分子分型的乳腺癌相比,TNBC具有易复发转移、整体预后差等特点。TNBC对内分泌治疗及抗HER2治疗不敏感,化疗是其主要的系统治疗手段。随着基因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蛋白组学、微生物组学的蓬勃发展及对TNBC分子分型的深入研究,针对不同靶点的靶向治疗药物和针对免疫检查点的免疫治疗药物的出现,如多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人滋养细胞表面抗原2(trophoblast cell-surface antigen 2,TROP-2)抗体药物偶联物、pembrolizumab、atezolizumab、durvalumab等,已为TNBC的治疗提供新的手段,正在改变TNBC的临床实践。“精准治疗”“分类而治”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以TNBC的分子分型为基础,对其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研究的新进展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今后TNBC精准治疗策略提供参考。
原发灶不明肿瘤(cancer of unknown primary,CUP)和多原发肿瘤(cancer of multiple primaries,CMP),因其临床异质性高、发病率低、循证医学证据的相对匮乏及临床疾病认识的相对局限,目前诊疗仍面临巨大挑战。随着对疾病影像学、病理学、基因特点等认识的不断深入,多学科的协作和发展,以及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针对性探索正在不断地更新对这部分患者治疗的理念和手段。本指南的制定旨在为临床工作者提供CUP和CMP患者诊疗的原则和纲要,为患者提供从诊断、治疗到康复的全流程规范化指导。
头颈部鳞状细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head and neck,SCCHN)是最常见的一类头颈部肿瘤。由于早期症状不典型,大多数SCCHN患者确诊时已处于局部晚期。以标准剂量顺铂为基础的同期放化疗(chemoradiotherapy,CRT)是局部晚期SCCHN患者的标准非手术治疗模式。但同期CRT的近期和远期毒性问题不容忽视,对于无法耐受标准治疗强度的患者,在治疗策略的选择上要兼顾疗效、器官毒性和器官功能。几乎所有的SCCHN都会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过表达。抗EGFR单抗通过与EGFR结合,竞争性阻断内源性EGFR天然配体,阻碍EGFR二聚体的形成,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此外,抗EGFR单抗可通过影响细胞周期、DNA损伤修复及血管生成等多种途径发挥放疗增敏作用。既往Ⅲ期临床研究表明,对比单纯放疗,放疗联合西妥昔单抗可显著改善局部晚期SCCHN患者的局部区域控制,延长总生存期。临床工作中合理地应用抗EGFR单抗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适用人群的判定标准、应用时机、联合方案的选择及不良事件管理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本共识专家组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相关指南为依据,经充分讨论形成《抗EGFR单抗治疗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临床共识(2023年版)》。根据本共识的专家建议,局部晚期SCCHN患者在同期CRT前,应评估患者对标准剂量顺铂治疗的耐受性和治疗毒性。对于无法耐受标准剂量顺铂治疗的患者,或在接受多西他赛+顺铂+5-氟尿嘧啶(TPF)方案诱导化疗后出现顺铂相关毒性的患者,可选择放疗联合西妥昔单抗方案。对于有降期或器官功能保留需求、拟行诱导治疗的患者,标准诱导治疗方案为TPF方案,不能耐受TPF方案毒性的患者,可用西妥昔单抗替代5-氟尿嘧啶,采用TPE方案。安全性方面,放疗联合西妥昔单抗相关常见不良反应包括痤疮样皮疹、口腔黏膜炎、放射性皮炎等,可以通过治疗前预防、治疗过程中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进行全面、分级管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仍严重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而恶性肿瘤患者由于较低的免疫功能状态及更多的风险暴露,影响更甚。本文通过检索PubMed数据库中与本研究目的直接相关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参考相关诊治指南,总结了国内外关于恶性肿瘤与COVID-19相关的研究数据,以论述该人群的个体防护、抗肿瘤治疗、合并感染的转归以及患者的临床管理策略。我们发现恶性肿瘤患者感染COVID-19的概率更高,临床预后更差,尤其是肺癌和血液系统肿瘤。全身化疗可能延缓人体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 virus 2,SARS-CoV-2)的清除时间,进而对COVID-19的临床结局产生负面影响,部分内分泌治疗药物、靶向药物对其影响较小,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方面的证据尚不够充分。临床工作中,加强肿瘤患者的个体防护、合理调整抗肿瘤治疗方案、优化临床诊治流程具有重要价值。
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etastatic hormone-sensitive prostate cancer,mHSPC)是需要持续关注的男性健康问题。2021年国内外各大指南关于mHSPC初始系统治疗推荐进行了重要更新,新型内分泌治疗(novel hormone therapy,NHT)联合雄激素剥夺治疗(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ADT)成为最重要的系统治疗方案。同时转移性前列腺癌原发灶局部治疗、转移灶定向治疗(metastasis-directed therapy,MDT)、基因检测、新型影像学(next-generation imaging,NGI)等新技术、新理念快速发展,推动mHSPC全程诊疗格局进一步改变。中国与欧美地区前列腺癌在遗传背景、早筛开展、初诊疾病分布及临床表现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为解答中国mHSPC临床管理相关的热点及争议问题,由中国前列腺癌研究协作组(Chinese Prostate Cancer Consortium,CPCC)组织多学科专家筛选关键决策问题,结合最新发表数据,经过多轮投票及讨论,最终形成《CPCC晚期前列腺癌中国专家共识——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起始应用新型内分泌治疗的全程管理(2022年版)》,以期为mHSPC真实世界临床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儿童及青少年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rcinom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caDTC)与成人存在较大差异,用于指导成人甲状腺癌的指南及治疗策略不完全适用于儿童及青少年。因此,来自核医学科、甲状腺外科、内分泌科、超声科、病理科及分子生物等甲状腺领域的专家组成编委会共同参与针对儿童及青少年人群的分化型甲状腺癌诊治共识的编撰。本共识的制定基于实用性、本土性及治疗手段可及性的原则,内容包括caDTC的流行病学、检查手段、治疗策略(手术、放射性碘、靶向及内分泌治疗)及随访等,基本涵盖caDTC的常见临床管理。
三阳性乳腺癌(triple-positive breast cancer,TPBC)是指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表达均为阳性的乳腺癌,占所有乳腺癌病理学类型的5%~10%。TPBC是Luminal B型乳腺癌亚型的一种特殊类型,既可以接受内分泌治疗,又可以接受靶向治疗。目前国内外指南推荐TPBC的治疗首选抗HER2靶向治疗联合化疗,但TPBC新辅助治疗的病理学完全缓解率却低于激素受体阴性/HER2阳性乳腺癌,且雌激素受体表达>30%的患者从抗HER2靶向治疗联合化疗中获益较小。目前随着多种抗HER2靶向药物不断问世,以及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和6抑制剂的临床应用,使得临床上对于高选择的患者首选靶向治疗联合内分泌治疗成为可能。本文就TPBC内分泌治疗联合靶向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胃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放疗是胃癌综合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包括放疗在内的局部进展期胃癌的围手术期治疗的探索不断取得突破,这些疗法对胃癌患者生存的积极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近年来在胃癌的新辅助放疗、辅助放疗、进展期肿瘤放疗及免疫联合放疗领域均有新的研究成果。本文深入分析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展,系统阐述放疗在胃癌治疗中的应用现状与进展。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乳腺癌现已成为全球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健康。2022年乳腺癌基础与转化研究领域进展颇丰,深化了对乳腺癌分子本质的认识,为乳腺癌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从肿瘤代谢、肿瘤微环境、微生物与肿瘤、肿瘤转移、肿瘤耐药与药物筛选、多组学研究、人工智能共7个方面对2022年乳腺癌基础与转化研究的年度进展进行总结,并对乳腺癌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乳腺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背景和目的: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EGFR-TKI)治疗已成为EGFR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一线标准治疗,然而仍有10%~30%的EGFR敏感突变的NSCLC患者在接受TKI靶向治疗时出现原发性耐药。因此,研究EGFR-TKI的临床疗效,寻找其预后预测因子对于治疗携带EGFR敏感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埃克替尼一线治疗EGFR突变的晚期NCSLC患者的疗效并寻找其预后预测因子。方法: 筛选2016年1月—2017年11月福建省肿瘤医院收治的携带EGFR突变的258例ⅢB~Ⅳ期NSCLC患者,并采外周血检测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中的EGFR突变情况,最终入组118例,均接受埃克替尼125 mg口服,每天3次。定期收集患者的生存资料。应用χ2检验比较不同EGFR突变组的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应用log-rank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应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118例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为62.7%(95% CI:53.9%~71.6%),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为92.4%(95% CI:87.5%~97.2%),中位PFS为11.3个月(95% CI:9.1~13.5个月),中位OS为32.0个月(95% CI:26.9~37.1个月)。不同EGFR表达类型之间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不同EGFR突变组患者的最佳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0)。单因素分析显示,外周血ctDNA的EGFR突变情况与患者的PFS和OS无关(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基线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表达水平、EGFR类型、胸腔积液及最佳疗效为PFS的独立预测因子。而患者的N分期、骨转移、PFS及出现EGFR T790M突变是OS的独立预测因子。结论: EGFR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接受一线埃克替尼靶向治疗具有良好的疗效。外周血ctDNA中的EGFR突变情况与患者的临床疗效无关。骨转移与接受TKI靶向治疗患者的不良预后有关。
背景与目的: 目前胃癌仍是癌症死亡的重要原因,其术后复发是导致胃癌患者生存率较低的主要因素。本研究旨在探讨胃癌患者术后早期、晚期复发转移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改善胃癌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6年1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行胃癌根治性手术后出现复发转移的188例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学资料,比较早期复发转移患者(≤2年)与晚期复发转移患者(>2年)的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差异。结果: 188例患者中,126例患者出现早期复发,62例患者出现晚期复发,总体中位复发时间为术后18个月。复发部位、淋巴结转移、浆膜浸润、无术前新辅助化疗、无术后辅助化疗及低分化是胃癌术后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复发部位、术前新辅助化疗、术后辅助化疗、淋巴结转移、浸润深度及组织分化程度与术后复发有关。
肝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近年来,中国肝癌规范化诊疗水平不断提升。单细胞测序、空间组学测序和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等多种新技术应用使得肝癌基础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相关创新研究日新月异,对肝癌生物学特性更加全面系统的了解有益于带动产学研和临床疗效的一系列突破,成为提高肝癌治疗效果的关键。随着FOLFOX-HAIC、LEAP-002和KEYNOTE-301等多项大规模前瞻性临床研究结果的公布,为术后和一线治疗失败的肝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局部治疗和全身系统治疗方案的推陈出新,新的转化研究(TALENTop和IBI305)进一步将中晚期肝癌转化为外科可切除的肝癌,使更多的肝癌患者有机会得到救治。本文就2022年度肝癌领域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PACIFIC研究拉开了不可手术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locally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LA-NSCLC)免疫治疗新时代的序幕,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将放化疗与免疫治疗有机整合及进一步优化的新命题。本文对不可手术LA-NSCLC的治疗进展进行综述,旨在探讨免疫治疗背景下LA-NSCLC的研究现况和未来方向。本文将汇总PACIFIC研究的更新数据和这个模式在特殊人群,如老年、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阴性、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突变的研究进展,探讨放化疗和免疫治疗的最佳时序安排。回顾放疗在剂量分割、靶区勾画、射线选择方面的技术进步和实施优化的探索,并展望其在免疫治疗时代的应用前景。
背景与目的: 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5-FU)是胃癌化疗的骨架药物,传统大剂量5-FU常导致严重不良反应及耐药。低剂量5-FU节拍化疗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可明显降低药物毒性,但何种给药节拍可达到最佳抗肿瘤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索5-FU的最佳节拍化疗模式,并研究其对胃癌免疫微环境的影响。方法: 建立SGC-7901胃癌细胞系的BALB/c裸小鼠皮下移植瘤模型,成瘤后随机分成4组:最大耐受剂量(maximum tolerated dose,MTD)组、每日节拍化疗(daily metronomic chemotherapy,MET-qd)组、隔日节拍化疗(every other day metronomic chemotherapy,MET-qod)组和每周2次节拍化疗(twice-weekly metronomic chemotherapy,MET-biw)组。21 d为1个疗程,共2个疗程。治疗期间观测裸小鼠的一般状况,每周称重并测量瘤体,绘制肿瘤生长曲线。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裸小鼠外周血内皮祖细胞(circulating endothelial progenitors,CEP),瘤体及脾脏内浸润的B细胞、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TAM)、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MDSC)。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瘤体内CD11c和CD163蛋白的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裸小鼠外周血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0和IL-12的表达。采用白细胞计数及H-E染色等评价肝、肺、肾和心脏毒性。结果: 5-FU的3种节拍化疗模式均显示出与MTD组类似的抑制裸小鼠移植瘤生长效应,其中MET-qod组的抗肿瘤效应最明显(P<0.05)。与MTD组(45.3%±4.3%)相比,5-FU的3种节拍化疗模式均可明显降低裸小鼠外周血的CEP数量,其中MET-qd组降低最明显(14.8%±3.8%)。外周血中VEGF在MET-qod组中下降最明显(P<0.001),而在MET-biw组中则明显升高(P<0.001)。PDGF的表达与VEGF趋势基本一致。5-FU的3种节拍化疗模式与MTD组相比均可导致裸小鼠脾脏和瘤体内浸润的M1与M2型TAM比值增加,MET-qod组中该比值增加最显著(脾脏1.78±0.21 vs 1.19±0.07;瘤体0.57±0.11 vs 0.14±0.09;P<0.001)。外周血中代表M2型TAM的IL-10在MET-qod中的表达量最少(P<0.001),代表M1型TAM的IL-12则相对高表达(P<0.001)。与节拍化疗组相比,MTD组裸小鼠体重减轻、外周血白细胞及血小板绝对值明显减少(P<0.001),而3个节拍治疗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TD组裸小鼠的肺间质明显增厚和慢性炎症改变,类似表现在节拍化疗组中未见。结论: 在不同的5-FU给药模式中,MET-qod节拍给药方式显示出最佳的抗肿瘤效应,且不增加不良反应。除抗血管生成外,还可通过调节TAM极化发挥抑瘤作用。
CD30是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在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CHL)、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naplastic large cell lymphoma,ALCL)等多种淋巴瘤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除了作为诊断和评价预后的标志物,CD30还是抗体药物偶联物的有效靶点。随着以CD30为治疗靶点的多项临床试验相继开展,淋巴瘤CD30表达水平的规范化检测日益重要。本文综述了CD30在不同类型淋巴瘤中的表达特征以及CD30在检测和判读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近年来,随着妇科恶性肿瘤综合治疗新策略的不断涌现,以及生殖肿瘤学和遗传肿瘤理念的演进,传统的“单学科诊疗”模式已难于以最优的方案解决患者的诊疗问题。多学科诊疗(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可以使患者获得最科学、最合理的诊疗,有利于改进和完善现有的治疗方式,从而提高医疗效率及质量。基于MDT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及临床实践经验,中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妇科肿瘤及相关领域的专家,针对妇科恶性肿瘤MDT运行流程、监测评估及质量控制,制订了《妇科恶性肿瘤多学科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2年版)》,希望通过本共识,提高中国临床工作者对于妇科恶性肿瘤MDT的认识,以指导和规范MDT在妇科恶性肿瘤诊疗中的临床运用。
随着乳腺肿瘤整形与乳房重建在国内新的临床应用趋势,更鉴于新的循证医学数据不断累积,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召集外科、整形、放疗、内科、病理等多学科专家,在《乳腺肿瘤整形与乳房重建专家共识(2018年版)》的基础上共同商讨制定了《乳腺肿瘤整形与乳房重建专家共识(2022年版)》,2022年版新增了腔镜乳房重建、胸肌前乳房重建及乳房重建的个案管理等内容,并将初版的保留乳头乳晕的全乳切除章节更名为保守性全乳切除,并做了大量内容补充及更新。共识也对胸肌前乳房重建、游离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deep inferior epigastric artery perforator flap,DIEP)手术等临床热点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相信本次更新会给各层级医院提高乳腺肿瘤整形及乳房重建临床水平,提升治疗规范化,优化治疗结局助力,最终提高患者满意度。
背景和目的:临床研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heckpoint inhibitor-related pneumonitis,CIP)在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和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1,PD-L1)抑制剂引起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致死原因中排第一位,而真实世界CIP的流行病学情况缺乏大宗人群研究报道。本研究旨在了解中国真实世界中肺癌免疫治疗的CIP发病率,并进一步总结其特征、治疗现状和转归。方法:回顾并收集2019年1月—2021年9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首诊肺癌且接受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inhibitor,ICI)治疗的患者基本临床信息,以及CIP患者肺炎的发生时间、等级、治疗方案和转归。总结CIP在研究队列以及各亚组CIP的发病率、发病特点、危险因素以及CIP患者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临床现状以及转归。结果:共纳入 2 031 例免疫治疗患者,CIP发生率为7.2%(147/2 031),重症率为2.6%(52/2 031),致死率为0.4% (9/2 031)。其中CIP人群中重症率为35.4%(52/147),死亡率为6.1%(9/147)。与非CIP患者相比,CIP多见于男性、老年(>65岁)、联合治疗、晚期二线免疫治疗的患者。在各亚组CIP发病率的对比中,男性、老年(>65岁)、鳞癌、联合治疗、抗PD-1单抗组、晚期一线及二线治疗的患者发病率更高。真实世界CIP的中位发病时间为免疫治疗后148 d,具有双高峰的特点,即免疫治疗后60~90 d及150~210 d是发病的双高峰时间段。CIP发病还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秋冬季高发。治疗的患者均使用了糖皮质激素作为一线治疗;本研究中CIP的免疫抑制治疗率为76.2%,治疗后97.9%轻症CIP患者能预后良好,81.2%重症患者能在治疗后有较好的预后,有17.3%重症患者因CIP死亡。结论:真实世界肺癌患者免疫治疗时总人群CIP发生率为7.2%,重症率为2.6%,致死率为0.4%;其中CIP人群重症率为35.4%,死亡率为6.1%。CIP中位发病时间有双高峰特点,且秋冬季高发;男性、老年、鳞癌、联合治疗、抗PD-1单抗组、晚期一线及二线治疗的患者CIP发病率较高。大部分CIP患者经过免疫抑制治疗后转归良好。
胃癌是中国高发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5年相对生存率在40%左右,具有早诊率低、肿瘤负荷大、异质性强和患者预后差等特点。近20年,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个体化精准决策成为公认的有效提升胃癌综合治疗效果的措施。在抗肿瘤药物治疗方面,已逐渐从“千人一方”的简单循证模式逐渐过渡到“精准免疫治疗”模式。 2022年,胃癌的基础、临床和转化研究领域均取得了若干进展,覆盖分子机制探索、诊断技术及治疗策略等,其中尤以临床转化、精准医疗和免疫治疗等为研究热点。靶向药物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为数不多的热门靶点(如CLDN18.2、FGFR2b)。免疫治疗领域国产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抑制剂逐渐崭露头角(RATIONALE 305研究),且更关注毒性的降低(Moonlight研究)及治疗新模式的探索(靶向治疗联合免疫治疗如LEAP-015临床研究、免疫治疗联合放疗如Neo-PLANET临床研究)。本文对2022年度胃癌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为更深入开展临床转化研究及临床实践的方案制订提供新的思路和建议。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的第一大恶性肿瘤,发病率在逐年增加。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在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及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乳腺癌HER2低表达是指HER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1+或2+且原位杂交(in situ hybridization,ISH)阴性,占全部类型的45% ~ 55%。尽管在目前的临床实践中,HER2低表达大多数仍被报告为HER2阴性或三阴性乳腺癌,但HER2低表达与HER2未检出乳腺癌不仅在HER2蛋白表达水平上不同,在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状态、原发肿瘤体积、淋巴结受累情况、新辅助治疗后的病理学完全缓解率(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以及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在针对早期HER2低表达乳腺癌靶向治疗的临床试验中,NSABP B-31及N9831试验表现出乳腺癌患者受益于曲妥珠单抗辅助治疗的可能性,然而,在Ⅲ期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NSABP B-47中,曲妥珠单抗并未改变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的无浸润性肿瘤复发生存期(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iDFS)、5年无远处复发间期及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近年来针对晚期HER2低表达乳腺癌靶向治疗开展的临床试验层出不穷,主要围绕曲妥珠单抗、拉帕替尼、恩美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DS-8201(又名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 Enhertu)及SYD985等新型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类药物。Ⅲ期临床试验CALGB9840表明曲妥珠单抗对HER2非过度表达的乳腺癌缺乏治疗效果,改变鲁妥珠单抗剂量后仍无法克服治疗窗口窄的问题。两项随机Ⅲ期试验(EGF30001和EGF100151)均发现接受拉帕替尼并未改善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单臂Ⅱ期研究4258g及4374g初步发现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对T-DM1的敏感性,但由于患者数量较少,结论尚不明确。Ⅲ期临床研究DESTINY-Breast04证实了DS-8201(5.4 mg/kg)与医师选择方案(2∶1随机分配)在HER2低表达转移性乳腺癌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针对SYD985的Ⅰ期临床试验显示了其治疗HER2低表达乳腺癌的效果和安全性(1.2 mg/ kg)。除此之外,以新型ADC药物(RC48-ADC、ARX788、A166等)、双特异性抗体(KN026、ZW25、ertumaxomab等)及乳腺癌疫苗(nelipepimut-S、GP2、AE37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型抗HER2治疗手段的临床研究也正在进行中。本文将对近年HER2低表达乳腺癌靶向治疗药物的主要临床试验进行综述。
肺癌仍然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人数最高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约占80%以上。围手术期NSCLC辅助免疫治疗和新辅助免疫治疗相关临床研究推陈出新。靶向治疗方面,罕见及难治性肺癌靶点探索和药物研发持续推进,抗体药物偶联物的研发方兴未艾,有望开辟肺癌诊疗新途径。NSCLC诊疗逐渐步入精准化、规范化时代。在晚期NSCLC患者免疫治疗方面,免疫联合新方案有望进一步提高疗效。本文回顾2022年度NSCLC治疗领域的临床进展,阐述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探讨未来发展方向。
胰腺癌是发病率高且生存率低的一种恶性肿瘤,对于缺乏手术适应证及放化疗效果不好的患者,急需发展新型而高效的治疗手段。近年来,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因其高选择性和抗肿瘤活性等优点而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在胰腺癌的治疗中已取得一些成果,但是仍需面对诸多挑战。本文对2022年度ADC在胰腺癌领域的研究新进展进行综述。
乳腺癌已经成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严重危害广大女性的身心健康,对于临床肿瘤的防治也是一个巨大挑战。随着对乳腺癌发病、转移机制研究的深入,以及多组学技术和肿瘤免疫等转化研究的发展,已经证明乳腺癌是一种分子分型和临床特征高度异质性的肿瘤,不同亚型乳腺癌临床治疗方式既有差异又存在联系,乳腺癌临床研究领域的成果层出不穷。2022年,针对不同亚型乳腺癌均有重要的临床试验成果。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阳性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方面,PHEDRA研究为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对于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PHILA研究和SYSUCC-002研究结果为临床医师提供了参考;而对于脑转移的患者,PERMEATE研究显示,吡咯替尼联合卡培他滨方案有望成为HER2阳性脑转移人群,尤其是未经局部放疗的脑转移患者的优选治疗方案。在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中,阿贝西利、达尔西利、瑞波西利等药物的多项临床研究(monarchE研究、DAWNA-1研究、MONALEESA系列研究等)证实了其对内脏转移的疗效。对于三阴性乳腺癌,亦有多项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本文就过去的一年中乳腺癌治疗领域临床研究的新进展进行回顾。
乳腺癌和心血管疾病是现代社会的两大“杀手”,严重威胁着中国女性的健康,目前两个学科之间关联共性尚未引起临床医师足够的重视,为相关的跨学科合作实践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对于那些已存在心血管系统疾病或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乳腺癌患者,临床医师在进行相关抗肿瘤诊疗时,应用类似乳腺癌干预策略的方法来综合评估相关风险,进行相关心脏毒性的预防及治疗干预。目前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肿瘤心脏病专科门诊、病房和对应的多学科治疗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teams,MDT)。而在国内,相关学科发展才刚刚开始。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乳腺癌检测和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乳腺癌患者获得长期的生存,这意味着其中部分患者必然要面临抗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所带来的并发症的风险。因此,一份具有强有力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相关指南和临床共识能够为临床医师提供针对性的随访、监测、治疗流程和有效的管理手段,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本共识旨在指导临床医师对乳腺癌患者进行相关抗肿瘤治疗(化疗、靶向治疗、手术、内分泌治疗、免疫治疗及放疗)的前提下,将心脏保护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和监测,根据监测的结果决定后续干预手段,并决定是否及何时由心脏科医师进行专业会诊,避免因对乳腺癌相关心脏毒性认识不够,导致治疗不及时产生相关不良后果,为中国乳腺癌心脏病诊疗防治提供一份切实可行的临床实践操作流程,最终为改善中国乳腺癌患者的预后作出贡献。
背景与目的: 儿童及青少年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DTC)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及其临床指导意义尚不明确。本研究拟初步探讨局部晚期或转移性DTC患儿的基因特征分布及其与临床特征及131I疗效的关系。方法: 采用甲状腺癌相关基因panel(ThyroLead®)对2020年12月—2021年7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儿童及青少年侵袭性DTC的原发灶进行测序,并回顾性收集患儿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131I治疗相关资料,分析其基因特征与其临床病理学特征及131I疗效的关系。结果: 本队列纳入39例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患儿,可及数据中所有患儿均存在淋巴结转移,侧方区受累率达91.4%(32/35),远处转移率达61.5%(24/39)。61.5%(24/39)的患儿检出甲状腺癌相关基因变异,其中以RET融合(38.5%,15/39)和BRAF V600E点突变(12.8%,5/39)最为常见。突变组与非突变组的临床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远处转移中,91.7%(22/24)的患儿在131I治疗后仍呈结构性疗效不佳(structural incomplete response,SIR)状态,其中9例患儿呈放射性碘难治(radioactive iodine-refractory,RAIR)状态。RAIR状态患儿中88.9%(8/9)检出相关基因变异,其中NCOA4/RET融合占62.5%(5/8)。进一步将RET变异组患儿细化分组显示,与其他形式的RET融合相比,NCOA4/RET融合阳性者远处转移率更高(33.3% vs 88.9%,P=0.089),提示其具有更高的远处侵犯倾向。结论: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DTC患儿的基因突变以融合突变尤其是RET融合为主,其中NCOA4/RET融合阳性者似乎显示出更强的侵袭性,更易呈RAIR状态。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是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中常见的致癌驱动基因之一。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在ALK融合基因阳性的NSCLC患者中均取得了优异的治疗效果,然而患者最终会对TKI产生耐药性。获得性的分子生物学耐药,如ALK激酶域突变、ALK基因扩增和旁路异常激活等,是影响ALK+ NSCLC靶向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获得性的ALK激酶域耐药突变现已成为关注重点。随着二代基因测序技术(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的不断进步及普及,ALK-TKI的耐药突变谱逐渐清晰,并且获得性耐药可能是动态变化的。首先,第一代、第二代TKI治疗失败后继发ALK激酶域耐药性突变以单点突变为主。约20%的患者在接受克唑替尼治疗失败后出现耐药突变,以L1196M、G1269A、C1156Y和F1174L为主。第二代TKI(包括阿来替尼、塞瑞替尼、布加替尼和恩沙替尼)耐药后点突变的发生率高达50%,且类型更丰富,例如G1202R/del、F1174C/V和I1171T/N/S等。相对于克唑替尼,第二代TKI对ALK激酶具有更高的抑制效果,可覆盖大部分的ALK耐药突变,但G1202R/del除外。研究发现,除G1202R是最常见的第二代TKI耐药性突变外,F1174C/L和I1171N/S/T分别是塞瑞替尼和阿来替尼的主要耐药突变,G1269A和E1210K是恩沙替尼的主要耐药突变位点。其次,第二代TKI耐药后ALK双重突变和“脱靶”比例显著增加。第三代TKI劳拉替尼耐药后几乎均为复合突变,并且耐药程度更高。现已发现I1171N-双重突变及G1202R-双重突变谱,其中,G1202R+L1196M双突变显示出对所有ALK-TKI的高度耐药。此外,序贯多代ALK-TKI治疗进展后,原有耐药位点发生变化,野生型的比列升高,耐药机制可能更为复杂。目前,在克唑替尼耐药后,序贯第二代/第三代TKI可抑制绝大部分耐药突变。而第二代TKI治疗进展后,可通过序贯其他第二代TKI或劳拉替尼达到抑瘤效果。对于顽固性的溶剂前沿区域突变,劳拉替尼对G1202R突变有显著的抑制效果,而对劳拉替尼耐药的L1198F突变及L1198F-双重突变对克唑替尼重新敏感。某些复合突变对第二代TKI敏感,如I1171N+L1196M和I1171N+G1269A突变,大部分复合耐药突变仍未发现有效的抑制剂。有新一代TPX-0131和NVL-655在临床前实验中以表现出优异的抑瘤效果,尤其是能够克服ALK复合耐药突变,但仍需要临床试验的验证。识别ALK-TKI的激酶域耐药突变谱,选择敏感且高效的TKI治疗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本文聚焦于获得性ALK激酶域耐药机制,系统综述了ALK基因背景与激酶域耐药的关系和ALK-TKI激酶域耐药突变谱和治疗策略。同时,肿瘤进展后的重复活检对于识别ALK激酶域突变以及选择最有效的治疗策略至关重要。
中国初诊的前列腺癌患者中40%~70%已处于转移性疾病阶段,而前列腺癌发生、发展的时空异质性及独特的转移模式使得基于活检组织取材分析免疫标志物的方式困难重重。大量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推进,使得前列腺癌在发病机制、诊断方法、围手术期处理、放疗技术和晚期疾病的系统治疗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这些成果不断丰富前列腺癌患者的诊治手段,改善其预后。现对2022年度前列腺癌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进行综述。
免疫治疗作为第四大抗肿瘤治疗方法,已在癌症治疗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广泛应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在妇科恶性肿瘤领域也积累了较多的临床证据和经验。但目前国内外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免疫疗法应用于妇科恶性肿瘤的治疗方面尚缺乏规范。因此,由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分泌专业委员会牵头,组织多领域专家,以高质量临床研究结果、2023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会议研究结果等为循证医学依据,通过共同讨论及投票,从而形成《妇科恶性肿瘤免疫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3年版)》。本共识就妇科常见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及其他恶性肿瘤分类推荐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化疗、靶向治疗等临床应用方案。总结了肿瘤疫苗、过继性细胞免疫治疗和细胞因子等免疫治疗在妇科恶性肿瘤中的相关研究及应用情况,供国内同行参考,以期进一步规范妇科恶性肿瘤免疫治疗的临床实践。
甲状腺癌是近年来发病率显著升高的内分泌系统恶性肿瘤,治疗以外科治疗为主,术后根据情况辅以内分泌治疗、放射性核素治疗,某些情况下需辅以放疗、靶向治疗。然而甲状腺癌的死亡率亦有升高趋势,晚期或低分化/去分化患者的预后差且生存时间短。基础和临床研究的推进,使得甲状腺癌的个体化治疗取得了新进展。现对2022年度甲状腺癌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多数黑色素瘤具有BRAF V600E/K突变,因此V600成为黑色素瘤精准治疗的重要靶点,并通常可被BRAF抑制剂和MEK抑制剂联合阻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出现也极大地改善了BRAF V600突变阳性的晚期黑色素瘤患者的治疗结局,探究这部分患者的最佳一线治疗及序贯治疗顺序的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本文就精准医疗时代BRAF V600突变阳性的晚期黑色素瘤患者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RCC)是泌尿系统三大肿瘤之一,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肥胖、高血压等系统疾病的增多,中国的RCC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RCC起病隐匿,大多数RCC患者是通过影像学检查偶然发现的,不少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虽然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出现显著延长了晚期RCC患者的生存时间,但RCC病理学类型众多,许多RCC患者仍难以从系统性治疗中获益。大量基础和临床研究致力于探索新的靶点及治疗药物,以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本文总结2022年度RCC研究和诊疗新进展,旨在为临床诊治提供新思路。
新辅助内分泌治疗(neoadjuvant endocrine therapy,NET)代替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therapy,NCT)对于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阳性乳腺癌患者而言是一种有效的临床治疗策略,可以使肿瘤降期,从而接受乳腺癌保乳手术并减少术后的辅助化疗。本文旨在就NET的患者选择、NET效果对比、NET持续时间、NET与NCT效果对比及联合使用、NET联合靶向治疗、机会之窗试验、疗效评估预后指标及NET后辅助治疗决策等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上海市
名誉主编:汤钊猷、曹世龙、沈镇宙
主编:邵志敏
国内统一刊号:CN 31-1727/R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7-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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