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与尿路上皮癌(urothelial carcinoma,UC)的疗效及患者预后密切相关。HER2是多种肿瘤的重要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抗HER2抗体药物偶联物对HER2过表达的UC患者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因此深入了解中国UC患者HER2表达及其特点,对于指导治疗决策、优化治疗方案和实现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充分探究中国UC患者的HER2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方法:本研究是一项多中心研究,回顾性纳入了中国5个地理区域(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和西北)共8个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2023年1月—2024年3月采集组织样本的UC患者。纳入标准:① 年龄18岁以上;② 经组织病理学或细胞学检查确诊的UC;③ 需有肿瘤原发灶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IHC)检测HER2表达的完整资料。排除标准:① 已确诊合并其他部位肿瘤者;② 医师评估其他不适合纳入本研究的情况。收集患者的HER2 IHC检测结果及疾病信息,根据《中国尿路上皮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检测临床病理专家共识》的标准对HER2表达进行判读,将HER2 2+及3+定义为HER2过表达。分析HER2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联。本研究已获得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编号:2301268-12),并于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注册编号:ChiCTR2300069746)。结果:共纳入1 054例UC患者,其中以膀胱UC为主(n=807,76.6%),平均年龄为(66.8±10.5)岁,多数(78.5%)患者为男性。HER2过表达率为58.4%(n=616),此外还有23%的患者为HER2 1+表达(n=242),少数(n=196,18.6%)患者为HER2零表达。HER2表达与多种临床病理学特征存在显著关联,包括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分、心脑血管疾病病史、脂代谢病病史、吸烟史、UC疾病部位、分化程度、病理学类型和肿瘤分期。结论:本多中心回顾性分析显示,中国UC患者中HER2表达普遍存在,过表达率达58.4%,并且HER2表达与多种临床病理学特征密切相关。因此,准确评估UC患者的HER2表达对于指导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s,NENs)是一类起源于肽能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具有神经内分泌分化特性并表达神经内分泌标志物的少见肿瘤,可发生于全身各处,以肺和胃肠胰最为常见。国内外研究均显示,NENs的发病率在不断上升。NENs的异质性较高,可起源于多个组织和器官,包括垂体、甲状腺、甲状旁腺、皮肤、支气管肺及胸腺、胃肠胰、肾上腺、生殖泌尿器官等,且同一组织或器官起源的NENs分类、分级不同时,亦有显著不同的生物学行为。NENs的高度异质性决定其诊断的困难和复杂性,除了临床症状,还需包括特殊的生物标志物、内镜、超声、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等常规影像学检查以及各种功能影像学检查手段进行整合诊断。此外,NENs的治疗方式也涵盖了内镜治疗、外科治疗、介入治疗、药物治疗、放疗及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peptide receptor radionuclide therapy,PRRT)等多种手段。治疗策略的制定既要遵循指南规范,又要在多学科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协作整合诊治的基础上进行个体化选择。2024年,中国抗癌协会神经内分泌肿瘤专业委员会再次组织本领域相关专家,在《中国抗癌协会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治指南(2022年版)》、其他相关国内外指南和共识、以及最新临床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抗癌协会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治指南(2025年版)》。本指南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Practice guideline REgistration for transPAREncy,PREPARE)上注册,注册编号为PREPARE-2024CN1158。2025年版指南对2022年版指南相应内容进行更新及修订,并进一步扩充了除胸部和胃肠胰以外的NENs,包括垂体神经内分泌瘤(pituitary neuroendocrine tumors,PitNETs)、甲状腺髓样癌(medullary thyroid carcinoma,MTC)、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pheochromocytoma and paragangliomas,PPGLs)及Merkel细胞癌(Merkel cell carcinoma,MCC)的诊治推荐,以期为临床工作者提供参考。
奥沙利铂是多种恶性肿瘤治疗的基石药物。超敏反应是奥沙利铂令人困扰的不良反应之一,可能危及患者生命,常迫使医师停用奥沙利铂,转寻其他替代方案,而这些替代方案可能效果更差、耐受性更低和(或)价格更昂贵。奥沙利铂超敏反应主要表现为经典的Ⅰ型过敏反应,另外还包含细胞因子释放反应及混合型。临床上最关注的是严重过敏反应的管理以及针对发生超敏反应后奥沙利铂再挑战的问题。因此,本专家组基于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对奥沙利铂超敏反应的定义、临床特征、诊断、分类与分级标准、处理以及再挑战进行充分的评估与讨论,最终形成《奥沙利铂超敏反应全程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以便进一步规范对奥沙利铂超敏反应的全程管理。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Practice guideline REgistration for transPAREncy,PREPARE)上注册,注册编号为 PREPARE-2024CN371。
乳腺癌较易发生脑转移,其发生率在恶性肿瘤中仅次于肺癌。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脑转移发生时间早、发生率高,且患者预后差。TNBC脑转移治疗的难点在于缺少靶向药物以及药物较难透过血脑屏障,以致全身治疗效果欠佳。目前包括手术和放疗在内的局部治疗仍是脑转移瘤的主要治疗手段,手术治疗能快速缓解脑转移患者的神经系统压迫症状,此外,手术联合放疗较单纯手术治疗或单纯放疗可改善脑转移患者预后。在放疗方面,全脑放疗(whole-brain radiation therapy,WBRT)是颅内多发转移、脑膜转移的标准治疗,WBRT可改善多发脑转移患者的生存情况,但会影响患者认知功能,要注意海马回的保护,因此对于有限数目脑转移的患者,脑部立体定向放疗已经取代全脑放疗。然而局部治疗难以有效地控制脑转移的进展且并发症较多,需辅以全身治疗等支持治疗。卡培他滨、顺铂等化疗药物可透过血脑屏障但其疗效有限,因此新型靶向药物的研发及新靶点的探索是TNBC脑转移研究的方向。近年来研究发现,携带BRCA基因突变的患者有更高的脑转移风险,脑转移患者BRCA突变比例亦较高。目前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polymerase,PARP]抑制剂可用于晚期胚系BRCA1/2突变的TNBC患者,且可突破血脑屏障。Ⅲ期EMBRACA临床研究显示,PARP抑制剂talazoparib可使BRCA1/2突变的脑转移亚组获益。此外,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德曲妥珠单抗也可透过血脑屏障,DEBBRAH等临床研究显示,德曲妥珠单抗在HER2阳性乳腺癌脑转移患者中疗效显著,在HER2低表达患者中研究目前还未达到终点,其在TNBC脑转移治疗中的效果令人期待。戈沙妥珠单抗为靶向TROP-2的新型ADC药物,Ⅲ期ASCENT临床研究显示在总体人群(包括脑转移患者)中戈沙妥珠单抗组与化疗组相比可显著延长晚期TNBC患者无进展生存期。肽-紫杉醇共轭物ANG1005已经在Ⅱ期临床研究中显示其对TNBC脑转移患者有疗效。另外,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号转导通路抑制剂、脂肪酸合酶抑制剂以及药物递迭系统等药物成为TNBC脑转移患者潜在的治疗方案。虽然Impassion 130研究结果显示,免疫治疗在TNBC脑转移无获益趋势,但基础研究显示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协同作用,目前有多项临床试验(NCT03483012、NCT03449238等)正在探索放疗与免疫治疗在乳腺癌脑转移中的疗效,结果令人期待。本文就TNBC脑转移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自2000年以来呈缓慢增长趋势。尽管诊疗水平的提升促使胰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相较于50年前有了一定提高,但仍是预后不容乐观的恶性肿瘤之一。步入2024年,胰腺癌早期筛查策略、疾病机制探索、临床诊疗方案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进展,并显示出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早期筛查方面,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赋能胰腺癌早诊、早筛,使临床诊疗踏上新台阶;此外,液体活检等技术的准确率提升,为胰腺癌早筛提供了新方向。疾病发病机制研究方面,3D基因组映射技术揭示了胰腺导管上皮内瘤变(pancreatic intraepithelial neoplasm,PanIN)的多克隆起源和遗传异质性。基础研究方面,模拟胰腺癌独特结构特征的分支器官模拟系统为胰腺癌体外研究提供了新模型;肿瘤重要代谢物乳酸将胰腺癌代谢微环境与表观遗传学改变联系在一起,揭示了潜在治疗靶点;组蛋白H3K36三甲基转移酶SETD2缺陷导致胰腺癌内源性表观遗传失调,并促进线粒体氧化磷酸化(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OXPHOS)和肿瘤进展;基质细胞与癌细胞间信号分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PDGFR)轴形成双向分泌回路,或能成为治疗新靶点;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macrophage,CAR-M)靶向c-MET的疗法展现出与化疗药物协同增效的潜力;胰腺癌微环境中的巨噬细胞通过CCL5/TRAF6/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通路促进胰腺癌恶病质进展,表明巨噬细胞有望成为预测及干预胰腺癌恶病质发生、发展的有效靶点。诊疗方面,新辅助化疗后手术可改善可切除与交界可切除患者的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但仍需进一步优化新辅助化疗方案;首个临床有效的KRASG12D靶向药物已见报道,广谱KRAS突变体抑制剂研究不断涌现;通过糖酵解相关评分(glycolysis-related scores,GRS)进行患者分层能够进一步指导治疗方案选择;“智能外泌体”(ExoSmart)通过增强细胞摄取能力协助提高化疗效果;免疫治疗联合化疗临床试验的实施,有望协同提高胰腺癌疗效;派安普利单抗和安罗替尼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吉西他滨(PAAG)在一线转移性胰腺癌(metastatic pancreatic cancer,mPC)患者中显示出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靶向KRAS突变编码新抗原的癌症疫苗ELI-002 2P能够诱导抗肿瘤免疫反应;溶瘤腺病毒疗法能够协同化疗药物提高晚期胰腺导管腺癌患者的疗效。本文就2024年度胰腺癌基础研究和诊疗领域的最新重大进展进行综述。
肿瘤类器官是指来源于患者肿瘤组织的三维结构模型,拥有与亲代肿瘤类似的基因谱系和病理学特征,能够较为准确地模拟肿瘤在体内的微观形态和生长情况,是肿瘤研究的新型体外模型,在研究肿瘤分子生物学特征、高通量筛选药物、指导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近年来,细胞共培养、血管化和微流控等技术与类器官模型的融合发展,催生了器官芯片(Organ-on-a-Chip,OoC)等新工具的发展,促进了类器官模型在研究肿瘤耐药机制、筛选敏感药物和指导精准治疗临床试验等肿瘤基础和临床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然而,目前类器官模型还存在培养质量不稳定、高通量检测成本高、难以精确模拟肿瘤微环境和空间结构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克服技术瓶颈,使其更好地应用于肿瘤学研究,进一步提升肿瘤研究水平。本综述对肿瘤类器官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进行总结,在肿瘤类器官的最新应用方面,本文介绍疾病的建模、肿瘤创新药的研发及在个体化治疗方面的应用,并对近期开展的类器官相关临床研究进行汇总;此外,在肿瘤类器官的技术进展方面,本综述详细阐述开发新型培养装置、模拟肿瘤微环境、诱导血管生成等。综上,本综述梳理肿瘤类器官研究的最新进展、不足和未来发展方向,旨在为肿瘤类器官的研究提供参考。
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和头颈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ncer,PTC)、甲状腺滤泡癌(follicular thyroid cancer,FTC)、甲状腺髓样癌(medullary thyroid cancer,MTC)和甲状腺未分化癌(anaplastic thyroid cancer,ATC)等类型。近几十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迅速增长。从地区分布看,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在经济发达地区较高;发病率上升较快的主要是一些高收入国家,但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也出现了快速增长;从人群看,女性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显著高于男性。中国甲状腺癌的发病率近年来也呈明显上升趋势,但死亡率则稳定在较低水平;城市甲状腺癌的发病率高于农村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发病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甲状腺癌的病因复杂多样,主要危险因素包括遗传易感性、辐射暴露、碘摄入水平、内分泌紊乱、环境污染和生活方式等。其中,辐射暴露(尤其是儿童时期暴露于电离辐射)是甲状腺癌公认的重要诱因。此外,碘摄入不足或过量均可影响甲状腺功能,增加癌变风险。在遗传学方面,甲状腺癌的家族聚集性和基因(如BRAF、RET/PTC等)突变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已被广泛研究,而环境污染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疾病的发生、发展。因此,对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人群开展早期筛查,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辐射暴露,及时干预肥胖等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可能对甲状腺癌的预防有积极意义。甲状腺癌患者大多数预后良好,预后影响因素主要有病理学分型(PTC预后较好,而MTC和ATC预后较差)、临床分期(TNM分期Ⅰ、Ⅱ期预后较好,Ⅲ、Ⅳ期较差)、生理因素(女性总体预后优于男性)、遗传学因素和环境因素等。了解甲状腺癌的流行病学现状,探索其发病和预后的影响因素,对于甲状腺癌的预防、治疗和健康管理有重要意义。未来可基于甲状腺癌危险因素进行高危人群的识别和干预研究,从而预防肿瘤,减少疾病负担,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背景与目的:乳腺癌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骨是乳腺癌远处转移最常见的部位,约占所有转移病例的70%。乳腺癌骨转移可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包括剧烈疼痛、病理性骨折、高钙血症、脊髓压迫等,给患者身体活动带来极大不便,影响生活质量。转移性复发是乳腺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迫切需要构建乳腺癌骨转移预测模型,以识别具有高骨转移风险的患者。本研究旨在开发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来预测乳腺癌发生骨转移的概率。方法:从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Th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SEER)数据库中提取2010年—2015年诊断的乳腺癌患者数据,并通过最小绝对收敛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变量进行筛选,纳入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风险因素构建预测模型。本研究使用决策树、弹性网络、K最近邻、轻量级梯度提升机、logistic回归、神经网络、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和极限梯度提升等9种机器学习算法,通过随机搜索和5倍交叉验证调整模型超参数,构建乳腺癌骨转移预测模型。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对模型进行评价,得到最优模型,并基于最优模型分析变量的重要性。最后,应用最优模型建立预测乳腺癌骨转移风险的网络计算器。本队列研究严格遵循《加强流行病学中观察性研究报告质量》(Strengthening the Reporting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STROBE)指南中的各项条目。结果:本研究纳入10 106例乳腺癌患者,训练集7 073例患者,验证集3 033例患者,在这两个队列中,分别有4 494例(63.5%)和1 927例(63.5%)患者发生骨转移。种族、病理学分级、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状态、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状态、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状态、N分期、肺转移、放疗、化疗、手术是骨转移的独立预测因素。使用训练集和验证集对模型进行验证,综合ROC曲线的AUC、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等评价指标发现极限梯度提升算法优于其他机器学习算法。最后,本研究利用极限梯度提升算法构建预测乳腺癌骨转移的网络计算器,链接为https://bcbm.shinyapps.io/DynNomapp/。结论:本研究开发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用于预测乳腺癌患者发生骨转移的概率,希望有助于临床医师作出更合理的治疗决策。
胃癌是全球范围内高发恶性肿瘤,具有高度侵袭性,总体预后不佳等特点。东西方胃癌人群在流行病学、临床病理学特征、治疗模式及药物选择等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快速推进,精准治疗理念的成熟和多学科治疗的推广等,临床研究成果不断更新,胃癌指南每年持续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诊疗需求。本文就全球范围内三大权威胃癌指南最新版[包括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胃癌临床实践指南2024年V5版(2024年12月发布)、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胃癌在线指南2024版(2024年9月发布)和中国临床肿瘤协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4年4月发布)]更新内容的异同点进行对比与梳理,聚焦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食管胃结合部和胃腺癌的临床治疗策略,关注基于靶点如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表达、错配修复蛋白(mismatch repair,MMR)状态和新靶点如Claudin 18.2(CLDN18.2)等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的精准实施和全程管理。其中,HER2阳性晚期胃癌进入全线抗HER2治疗时代,抗HER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成为一线曲妥珠单抗治疗耐药之后的新选择。除此之外,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成为晚期胃癌一线治疗新标准,基于MMR状态和PD-L1表达指导的诊疗模式将免疫治疗推向精准化,然而目前PD-L1表达检测在临床推广和执行的过程中仍存在一定困难。2024年发表的三大指南融合了最新的临床研究结果、药物适应证的获批情况和医疗保健系统的实情等内容,尤其是CSCO胃癌指南基于中国自主研发药物的快速发展和针对中国人群研究适应证的成功获批进行了更新。三大指南在靶向治疗、免疫疗法等新疗法的推荐和采用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不同指南内容展现出不同的视角与侧重,以丰富临床决策的维度,增强循证医学指南的临床适应性,进而指导临床实践。
中性粒细胞起源于骨髓,由骨髓干细胞增殖分化形成,是血液循环中最常见的多形核白细胞,约占成人外周血白细胞总数的70%。中性粒细胞也是人体内寿命较短的细胞之一,正常成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半衰期仅数小时,依赖骨髓的不断补充维持中性粒细胞的数量稳定。作为固有免疫系统的短效效应细胞,中性粒细胞参与多种炎症和免疫过程,并构建抵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在激活和调节先天性及适应性免疫反应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中性粒细胞主要与急、慢性炎症和抗感染过程相关,而由于其寿命较短和不可增殖的特性,一度忽视了其在癌症中的作用。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性粒细胞在癌症中的作用远超以往的认知。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的前列。全球范围内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严重威胁全世界女性的身心健康。最近有研究证实,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tumor-associated neutrophils,TANs)已成为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和转移过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TANs是由多种肿瘤源性细胞因子相互作用,刺激诱导中性粒细胞募集至TME中积累形成的。中性粒细胞的强可塑性和多样性赋予TANs促进和抑制肿瘤的双重潜能。TANs可通过促进肿瘤生长和转移、推动肿瘤新生血管生成、免疫抑制和生成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来促进乳腺癌进展。反之,TANs也可通过直接杀伤肿瘤细胞和参与形成抗肿瘤的免疫网络间接介导抗肿瘤反应。TANs相关的乳腺癌治疗已逐步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在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中。本综述回顾乳腺癌中TANs起源、形成、分型和功能机制方面的研究进展,并详细阐述TANs与乳腺癌的临床相关性,进一步结合近期乳腺癌中TANs的相关临床研究,系统总结针对乳腺癌患者靶向TANs的治疗策略,以期为乳腺癌中TANs作用机制研究和乳腺癌治疗提供新思路。
化疗作为癌症治疗的重要手段,在肿瘤治疗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化疗相关腹泻是令人困扰的不良反应,可导致化疗剂量降低、治疗延迟或中止、治疗方案改变,严重时可危及生命。5-氟尿嘧啶和伊立替康是导致化疗相关腹泻最常见的化疗药物,近年来随着三药联合化疗方案运用的增加,腹泻相关死亡病例也随之增加,这可能与中性粒细胞减少性小肠结肠炎有关。洛哌丁胺是治疗化疗相关腹泻的主要药物,但如何管理洛哌丁胺治疗无效的腹泻是临床最关注的问题。因此,本专家组基于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对化疗相关腹泻的定义、发病机制、分类、评估、诊断、干预和预防进行充分的评估与讨论,最终形成《化疗相关腹泻全程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以便进一步规范对化疗相关腹泻的全程管理。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Practice guideline REgistration for transPAREncy,PREPARE)上注册,注册编号为PREPARE-2024CN1246。
近年来,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攀升,耐药性已成为目前癌症治疗的重大挑战。传统的单一化治疗方法并不能有效地应对肿瘤细胞的异质性及其多重耐药,常导致疗效不理想。药物联合治疗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疗策略,可通过多药协同作用提高疗效并延缓耐药性的发展。然而,传统的药物组合筛选方法耗时且成本高昂。随着数据的积累和计算方法的发展,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在癌症协同药物组合预测中展现出巨大潜力。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人员可以更高效地预测药物组合是否存在协同作用,降低实验成本,发现新的潜在协同药物组合。然而,人工智能模型仍存在可解释性差、特征融合不充分及标注数据缺乏等问题。本文就人工智能在癌症药物组合协同作用预测中的应用进展予以综述。首先,介绍药物耐药机制及联合治疗的挑战,指出传统方法在药物组合筛选中的局限性。然后,介绍不同深度学习模型在癌症协同药物组合预测中的优缺点,包括前馈神经网络、图神经网络、自编码器、可见神经网络、Transformer及其扩展模型等。针对现有深度学习模型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解决方案,包括利用多模态数据增强模型的泛化能力,采用迁移学习和多任务学习应对数据不足问题,以及设计更具可解释性的模型以推动临床应用。未来,药物协同组合预测领域有望通过开发标准化的协同指标、提升模型的可解释性、整合多模态数据及应对数据稀缺问题,进一步推动模型从实验室研究走向临床应用,从而为癌症治疗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s arcomaviral oncogene homolog,KRAS)是一类与肿瘤关系密切的基因,其表达水平的高低是提示肿瘤患者预后、放化疗效果等的重要指标。RAS突变是人类肿瘤中最为常见的致癌驱动突变,其中KRAS突变占比高达85%。KRAS突变位置主要集中在第12、13、61、146位密码子。密码子G12作为4个热点中突变频率最高的密码子又分为多种亚型,其中G12D突变最常见,其次是G12V、G12C等。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KRAS突变频率较高的肿瘤之一。G12D和G12V是CRC中常见的两种突变亚型。KRASG12C抑制剂上市之后,其他靶向治疗药物也相继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本研究总结KRAS基因突变的结直肠癌临床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包括靶向治疗药物、化疗药物、免疫治疗药物、细胞毒类药物、铁死亡及其他治疗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等。其中,在靶向治疗药物方面,本综述探讨了KRASG12C抑制剂(sotorasib、adagrasib、D-1553、IBI351等)、抗血管生成药物(单克隆抗体如贝伐珠单抗、雷莫芦单抗等)、小分子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舒尼替尼等的临床应用。而在免疫治疗药物方面,亦有诸多进展,如ARETHUSA临床试验发现,替莫唑胺使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O-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MGMT)缺失、RAS突变的晚期转移性结直肠癌(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mCRC)患者的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增大,为患者的免疫治疗提供了创新性思路;再如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奥沙利铂和卡培他滨可用于一线治疗RAS突变、微卫星稳定(microsatellite stability,MSS)、不可切除的mCRC。相关研究显示联合用药有较好的治疗潜力和可控的安全耐受性。本综述通过探讨KRAS突变的机制及临床研究及治疗的最新进展,以期为KRAS突变结直肠癌的治疗提供参考。
前列腺癌是男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radical prostatectomy,RP)是局限性及局部晚期前列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由于手术创伤影响,RP后患者将面临性功能障碍、尿失禁等并发症,这些问题都将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不同程度的下降,而目前临床上对患者的康复指导尚未达成统一意见。因此,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生殖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召集相关专家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通过查阅和评估相关文献,进行质量等级评价、证据综合及编写初稿后,采用专家会议讨论、德尔菲问卷调查等方法,经过3轮对24个不同医院共计29名专家的意见进行调查,并将结果进行梳理总结,形成《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围手术期整合康复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以期为接受RP的患者提供标准化的整合康复意见,提高术后恢复效率,减少RP引起的短期或长期并发症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所造成的影响。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Practice guideline REgistration for transPAREncy,PREPARE)上注册,注册编号为PREPARE-2024CN666。本共识内容包括围手术期的全面评估、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理念的应用、术后常见并发症的管理与治疗及患者的心理与社会支持等多个方面。在围手术期评估方面,共识强调了术前对患者的身体和心理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包括营养状态、盆底功能和心理状态等,旨在制订个性化的康复计划,优化术前准备,为术后恢复打下基础。ERAS理念则通过减少术前禁食及禁饮时间、改进围手术期管理、开展术前教育和心理干预等措施,有效地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加速患者的术后恢复。针对术后尿失禁和性功能障碍等常见并发症,共识推荐了包括盆底肌训练(pelvic floor muscle training,PFMT)、生物反馈治疗等多种康复措施,以减轻患者的症状并改善其生活质量。此外,本共识还强调了术后患者的心理和社会支持,建议在术后给予患者充分的心理和社会支持。本共识的发布将为临床医师提供标准化的术后康复指导,有助于提高接受RP患者的术后康复效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未来,随着更多临床研究的开展,本共识内容将不断得到验证和优化,从而为前列腺癌患者带来更全面和个性化的康复指导。
随着肿瘤筛查的普及和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早期乳腺癌的诊断率明显提高。临床研究作为指南及共识的证据基础,可为乳腺癌的治疗提供更加优化的治疗方案。本文根据2023—2024年国内外重要指南及共识更新,对改变早期乳腺癌临床实践的多项重要临床研究进行归纳,包括新辅助治疗及辅助治疗的优化、辅助内分泌治疗的升阶梯、局部治疗的优化,以及患者生活质量等。在新辅助治疗和辅助治疗的优化方面,KEYNOTE-522研究确立了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在早期高危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中的治疗地位。FDChina研究则证实了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H+P)的皮下注射制剂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非劣效性,为患者提供了更便利的给药方式。KATHERINE研究明确了恩美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在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pCR)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的辅助治疗作用。在辅助内分泌治疗的升阶梯方面,MonarchE和NATALEE研究分别证实了阿贝西利和瑞波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在高风险激素受体(hormone receptor,HR)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推动了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6(cyclin dependent kinase,CDK4/6)抑制剂在早期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在局部治疗优化方面,ACOSOG Z11102研究支持了多中心病灶乳腺癌行保乳手术的可行性,SENOMAC研究为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SLN)低负荷乳腺癌患者豁免腋窝淋巴结清扫(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ALND)提供了证据,SOUND研究支持T1且cN0期的乳腺癌患者可免除前哨淋巴结活检(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ICARO研究提示新辅助化疗后SLNB或靶向腋窝清扫(targeted axillary dissection,TAD)发现孤立肿瘤细胞(isolated tumor cell,ITC)豁免ALND具有可行性。NSABP B-51/RTOG 1304研究为新辅助治疗后ypN0乳腺癌豁免区域淋巴结照射(regional lymph node irradiation,RNI)和腋窝局部治疗的降阶提供了可行性依据。在生活质量和化学预防方面,POSITIVE研究为有生育需求的乳腺癌患者提出了暂停内分泌治疗的方案,TAM-01和IBIS-Ⅱ研究则为高风险乳腺癌患者的化学预防提供了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这些重要的临床研究对早期乳腺癌的临床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优化了相关治疗方案,还关注了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疾病预防。本文将围绕国内外乳腺癌诊疗指南与共识的更新展开,针对以上重要临床研究对早期乳腺癌临床实践的影响进行讨论。
腹膜转移癌是指从原发部位扩散至腹膜的恶性肿瘤,常见于胃癌、结直肠癌、卵巢癌及腹膜假黏液瘤(pseudomyxoma peritonei,PMP)等多种癌症类型的晚期阶段。腹膜转移癌的复发率和死亡率高,严重危害人类健康,通常在根治术后或晚期腹膜转移阶段采用以化疗为主的姑息性治疗方案。腹膜转移癌治疗的难点在于缺少靶向治疗药物以及药物较难透过血-腹膜屏障,以致全身治疗效果欠佳。腹腔化疗(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IPC)作为一种重要的临床治疗手段,在腹膜转移癌的治疗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近年来,腹腔热灌注化疗(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HIPEC)、腹腔加压气溶胶(pressurized intraperitoneal aerosol chemotherapy,PIPAC)等IPC技术的革新和新型药物的出现显著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然而,腹膜转移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临床IPC在给药方式、药物类型和剂量等治疗策略上仍然存在差异性和疗效不确定性。尽管已经制定了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指南和推荐治疗策略,但是仍需要通过更多的临床试验和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来进一步支持这些方案。本文对IPC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进行归纳总结,对比分析手术治疗联合传统IPC、HIPEC及PIPAC等治疗手段的疗效,并对近期开展的IPC技术的研究进展进行汇总。此外,在IPC技术的临床应用方面,本文详细阐述其在胃癌、结直肠癌、妇科肿瘤、PMP、胆管癌及胰腺癌等疾病中的应用。针对IPC技术的局限性,提出纳米药物的创新开发有望为腹膜转移癌的治疗提供更安全有效的选择。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梳理IPC研究的最新进展、不足和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腹膜转移癌更有效的临床治疗提供可行性方向。
近年来生物3D打印技术快速发展,已成为肿瘤研究与组织工程领域用于组织构建、机制研究、药物评价及药物递送等研究的重要工具。本综述总结生物3D打印的基本原理及其在肿瘤研究和组织工程中的应用进展。生物3D打印是一种增材制造技术,通过数字控制逐层堆叠生物材料和活细胞以构建复杂的三维组织结构,其核心步骤是设计3D模型、选择合适的生物打印技术和材料、逐层打印、后期培养和功能化处理。在肿瘤研究中,生物3D打印可用于构建模拟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模型,揭示肿瘤的发生、发展新机制。传统体外模型如二维细胞培养或动物模型难以准确模拟人类肿瘤的复杂性,而通过生物3D打印技术构建更仿生的3D肿瘤模型,模拟肿瘤细胞与免疫细胞、基质、血管等环境的动态相互作用,能够提供更接近真实肿瘤生长、侵袭及转移的研究平台。此外,生物3D打印为抗癌药物的开发、创新治疗策略的确立和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订提供了创新平台,3D打印肿瘤模型能够提供更贴近临床的实验结果且具备高通量药物筛选的能力,可广泛应用于细胞毒类药物、靶向治疗药物和免疫治疗药物等多种类型的药物评价中;除药物开发外,生物3D打印还为肿瘤辅助治疗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生物3D打印模型和支架,可用于个性化精准治疗,通过高效构建患者细胞构成的个性化3D模型预测患者对药物及放疗的敏感性,可建立局部支架,根据患者具体需求确定合适的药物剂型、剂量等。另外,3D打印支架可用于辅助药物递送,利用3D支架靶向递送药物或减弱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还可辅助局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局部细胞因子疗法、局部癌症疫苗疗法及局部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细胞疗法。在组织工程中,传统的组织修复方法通常难以应对复杂组织的构建需求,而生物3D打印为构建复杂组织结构和实现组织再生提供了全新的思路,骨与软骨、皮肤等结构较为基础且具备较高再生能力的组织和器官已逐渐进入临床实践,肝脏、心脏等复杂器官的修复和重建也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尚未实现临床转化。最后,本综述探讨了生物3D打印在上述领域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德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已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表达乳腺癌、胃癌、肺癌及其他实体瘤等领域的临床试验中证实了显著疗效,其安全性总体可控、可耐受,但其也会导致间质性肺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ILD病因多样,不同抗肿瘤药物所致ILD发生率不等,症状表现各异,发病机制尚不明确。T-DXd相关ILD多为1~2级,实施规范化的临床管理措施可降低ILD严重事件的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有利于实现T-DXd临床获益最大化。本文对ILD的流行病学、病因、高危因素以及药物所致ILD的可能机制进行总结,并重点介绍T-DXd所致ILD的发生率、发生时间以及经规范化临床管理后的ILD发生情况,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T-DXd治疗前和治疗期间进行规范化临床管理的重要性。在具体的临床管理策略上,本文结合临床研究方案管理标准及国内外真实世界管理经验,从患者筛查、患者教育、ILD监测、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对T-DXd所致ILD全程管理策略进行综述。在接受T-DXd治疗前,患者筛查有助于识别高危ILD风险患者,高危患者应谨慎使用T-DXd。
乳腺癌作为威胁中国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正持续攀升。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迫切需要通过基础转化研究来优化治疗方案,以应对当前治疗中存在的挑战。本文综述中国近5年在乳腺癌基础转化研究领域的关键进展,旨在为乳腺癌的精准治疗提供科学依据和新方向。研究涵盖乳腺癌的分子分型、生物标志物发掘、耐药机制探索、精准治疗策略优化以及新靶点的鉴别等多个方面。在分子分型方面,研究者通过深入分析乳腺癌亚型,揭示了不同亚型在治疗响应上的显著差异,并针对各亚型提出了特定的治疗策略,为实现个体化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生物标志物的发掘为患者选定合适的治疗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研究显示,利用液体活检和蛋白质组学技术,已发现多个有前景的生物标志物,为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带来了新希望。在耐药机制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揭示了内分泌治疗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靶向治疗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逆转耐药的潜在策略,为提升治疗效果开辟了新途径。在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领域,新靶点和生物标志物的识别为乳腺癌治疗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对肿瘤异质性的深入理解,科研人员通过多组学分析不断优化精准治疗策略,为乳腺癌患者提供了更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也在持续推动乳腺癌精准治疗的发展。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在乳腺癌的早期筛查、诊断、疗效评估及预后预测中展现出巨大潜力。另一方面,通过纳米技术开发新型药物递送系统,提高了药物的靶向性和疗效。此外,水凝胶贴片技术和肿瘤疫苗的研究为乳腺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策略。总体而言,中国在乳腺癌基础转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乳腺癌分子机制的理解,也为未来治疗策略的发展带来希望。随着多学科融合的推进和新兴技术的应用,精准治疗有望为乳腺癌患者带来更多获益。
大多数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能够从手术、放射性碘-131和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TSH)抑制治疗中获益,预后良好。一旦发展为碘难治性甲状腺癌,则预后较差且治疗手段有限、治疗效果局限,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随着对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的深入研究以及各种诊疗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药物和新疗法在碘难治性甲状腺癌领域均有显著进展。新型靶向药物的研发,为碘难治性甲状腺癌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其中以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为代表的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multi-target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mTKI)能够显著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开启了碘难治性甲状腺癌靶向治疗的新时代。卡博替尼作为TKI治疗失败后的二线治疗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疗效。国产TKI药物如阿帕替尼和安罗替尼在碘难治性甲状腺癌靶向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方面表现俱佳,备受关注。此外靶向BRAF V600E突变、RET融合及NTRK融合基因的特异性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达拉非尼、普拉替尼/塞普替尼、拉罗替尼)使得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跨进了精准治疗时代。对于存在RET融合/NTRK融合者,指南推荐首先选择特异性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优于泛靶点激酶抑制剂;若无上述基因突变者,泛靶点激酶抑制剂(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是标准的一线治疗选择。MEK抑制剂(司美替尼)辅助诱导再分化有望恢复碘难治性甲状腺癌患者的部分摄碘功能,在此基础上的靶碘联合治疗未来也将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策略。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治疗碘难治性甲状腺癌的结果并不乐观,但其与TKI的联合应用则显示出一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值得期待。由于耐药以及无法耐受的不良反应等原因,积极探索新疗法是十分必要的。核医学分子影像指导下的放射性核素治疗或将为碘难治性甲状腺癌患者带来新的希望。靶向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rostate-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PSMA)、生长抑素受体(somatostatin receptor,SSTR)及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抑制剂(fibroblast-activating protein inhibitor,FAPi)等放射性配体/受体治疗具有靶向性、可视化及诊疗一体化等特点,并在碘难治性甲状腺癌中进行了初步尝试,证实其在TKI治疗后疾病进展患者中具有较好的可行性。本文就近几年在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治疗领域的新药物和新技术进行综述,辅助指导临床的同时,期盼未来能拥有更多个体化、精准化的治疗选择,来进一步提升这部分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期。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患者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严重威胁女性的健康。2024年,中国学者在乳腺癌临床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进展:在外科手术方面,新型光学成像技术为手术边缘的准确评估助力,靶向腋窝淋巴结清扫(target axillary dissection,TAD)继续为手术降阶梯治疗提供循证医学证据,影像组学联合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也有助于手术决策。在靶向治疗方面,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类药物表现出优秀的临床结局,其中PILHLE-001研究探索了吡咯替尼新的用药亚型,为管腔型/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低表达乳腺癌提供新的治疗思路,安罗替尼和阿帕替尼的疗效和安全性也均可靠;双重靶向HER2方案用于早期HER2阳性患者的新辅助治疗(neoadjuvant therapy,NAT)及辅助治疗较单靶方案组显著获益,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各类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也均展现出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明显改善了患者的生存获益,同时,中国自己研发的新药也走向国际舞台,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此外,免疫治疗和基于复旦分型的精准治疗也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生存改善。在化疗方面,研究者探索了不同的NAT策略。在内分泌治疗方面,进一步巩固了CDK4/6抑制剂(CDK4/6 inhibitor,CDK4/6i)在晚期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中的重要地位,并探讨了既往尚未确定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onadotrophin releasing hormone analogue,GnRHa)用药剂型等问题。在放疗方面,局部放疗联合靶向治疗显著延长了HER2阳性脑转移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还针对放疗相关心脏毒性不良反应等问题进行了优化。在此,本文总结2024年中国乳腺癌领域重要的临床研究进展,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参考。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中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上升。乳腺癌的治疗经历了数次变革,从最初单一的外科手术,发展至全身治疗,进而至近年的分型治疗。临床上,乳腺癌根据激素受体(hormone receptor,HR)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的表达被细分为腔面型、HER2阳性型和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并分别采取内分泌治疗、抗HER2靶向治疗和化疗。然而,分型治疗策略不够个体化,仍有约30%的患者面临治疗耐药和复发转移。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总生存率不断提高,而TNBC和腔面型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改善不显著。为克服“分类不够彻底,治疗不够精准”的临床瓶颈,“分型精准”治疗应运而生。“分型精准”治疗是指在现有分型基础上进一步亚分型,并找到特定靶点开展精准治疗,具有“人群广覆盖,治疗高特异”的特点。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癌多学科团队历时10年,建立中国乳腺癌多组学图谱(Chinese Breast Cancer Genome Atlas,CBCGA),并深入解析TNBC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建立了与临床疗效密切相关的TNBC“复旦分型”:腔面雄激素受体型(luminal androgen receptor subtype,LAR),可用抗HER2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DK4/6抑制剂靶向治疗;免疫调节型(immunomodulatory subtype,IM),适合免疫治疗;基底样免疫抑制型(basal-like immune-suppressed subtype,BLIS),可使用铂类或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等DNA损伤药物;间充质型(mesenchymal-like subtype,MES),可使用抗肿瘤干细胞、抗血管生成治疗。项目组后续将“分型精准”模式推广至人数最多、占比最高、复发风险可持续数十年的乳腺癌亚型—腔面型乳腺癌中,将腔面型乳腺癌分为4个分子亚型并提出相应精准治疗策略:经典腔面型(SNF1),对内分泌治疗敏感;免疫型(SNF2),可开展免疫治疗;增殖型(SNF3),可通过阻滞细胞周期治疗;受体酪氨酸激酶驱动型(SNF4),可靶向受体酪氨酸激酶治疗。团队正在开展Ⅲ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以进一步验证“分型精准”治疗策略,并推广“分型精准”复旦经验,带动整体乳腺癌疗效提升。展望未来,借助人工智能等新兴诊断工具,以及各个亚型靶向标志物和靶向药物的更新迭代,乳腺癌“分型精准”治疗有望进一步优化和推广,改善患者预后,引领乳腺癌治疗方式的新变革。
背景与目的: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危害全球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长期居高不下。钾离子通道调节因子1(potassium channel modulatory factor 1,KCMF1)属于E3泛素连接酶家族的一员,通过RING结构域与靶蛋白结合,参与调节体内多种生物学过程。然而,KCMF1在CRC中的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索KCMF1在CRC中的表达情况,并探讨其对CRC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可能的分子机制。方法:利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和基因型-组织表达(Genotype-Tissue Expression,GTEx)数据库,分析CRC组织中KCMF1的表达水平及其与CRC患者预后的相关性。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immunohistochemistry,IHC)检测90例配对的人CRC组织样本中KCMF1的蛋白表达水平。通过慢病毒感染肠癌HCT116和HCT15细胞,转导针对KCMF1基因的短发夹RNA(shKCMF1),分别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methyl thiazoyl terazolium,MTT)实验和克隆形成实验检测敲降KCMF1对细胞增殖的影响;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和流式细胞学实验检测敲降KCMF1对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影响;利用转录组测序(RNA sequencing,RNA-Seq)检测敲降KCMF1对HCT116细胞的转录谱的影响,运用生物信息学分析受KCMF1调控的信号通路;利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Western blot、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及细胞免疫荧光实验等验证相关信号通路的改变。结果:TCGA和GTEx数据库分析以及IHC结果显示,与癌旁组织相比,CRC组织中KCMF1 mRNA的表达及蛋白水平均显著升高(P<0.01),其表达水平与患者的生存时间呈负相关(P<0.01),并与CRC临床分期呈正相关(P<0.05)。与对照细胞相比,敲降KCMF1的HCT116和HCT15细胞的增殖能力显著降低(P<0.001),细胞凋亡水平显著增高(P<0.001),细胞周期停滞在G1期(P<0.01)。RNA-Seq分析发现,KCMF1参与调控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等多个信号通路。敲降KCMF1后,NF-κB信号通路下游靶基因BCL-XL、XIAP和CIAP的转录水平降低(P<0.05),p65的磷酸化水平下降,同时p65的核转移受抑制(P<0.01),NF-κB信号报告基因活性降低(P<0.01)。结论:KCMF1在人CRC组织中呈高表达,并与患者的高临床分期和不良预后呈正相关;KCMF1可能通过激活NF-κB信号通路促进CRC细胞增殖。KCMF1可能是CRC的一个潜在治疗新靶点。
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间皮瘤的病理学诊断水平和病理学报告规范性,为病理科医师在临床实践中提供借鉴证据,为临床治疗和患者预后判断提供重要信息,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和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组织138位来自国内28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组建《间皮瘤组织病理学诊断临床实践指南(2025年版)》制定专家团,设立指南工作组,涵盖病理、影像、肿瘤内科、胸外科、肿瘤预防、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等多学科,本着科学化、规范化、透明化和制度化的原则,基于现有循证医学证据,在文献检索和证据收集基础上,围绕间皮瘤病理学诊断最新进展,聚焦间皮瘤病理学诊断原则、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和分子病理学检测,依据推荐分级的评估、制订和评价系统(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Assessment,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GRADE)对循证医学证据质量和专家推荐意见强度进行质量等级分级和证据综合,采用德尔菲问卷调查法和共识会议法相结合,就间皮瘤病理学诊断相关“陈述”进行专家函询和投票审议,去重、合并和汇总临床问题,形成推荐意见。参照卫生保健实践指南报告条目(the Reporting Items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care,RIGHT)起草《间皮瘤组织病理学诊断临床实践指南(2025年版)》初稿,召开专家会议进行审核,并送外审专家评议,综合审定意见进行修改,形成终稿。本指南的目标人群为间皮瘤患者,使用人群为从事间皮瘤病理学诊断和辅助检测的医务工作者。本指南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http://www.guidelines-registry.org)进行中英文双语注册,注册号为PREPARE-2024CN672,所撰写的指南计划书可从平台获取。
对于占比90%以上、预后良好的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DTC),骨转移不仅是威胁患者生存质量的主要原因,也是现阶段临床诊疗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目前,国内外现有临床指南尚未能提供针对甲状腺癌骨转移的综合管理建议和精准诊疗策略,推动系统化与个性化诊疗方案的实施势在必行。因此,了解流行病学特征、明确发病机制、掌握常用诊断技术、探究最新治疗进展和评估疗效对于甲状腺癌骨转移的管理至关重要。在发病机制中,甲状腺癌骨转移多为溶骨性,通过释放多种细胞因子调控骨微环境与癌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骨转移的恶性循环。DTC骨转移的早期识别对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其诊断可基于临床表现(如骨痛、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和高钙血症等)、实验室检查(如红细胞和血小板计数、血清钙/磷和骨转换标志物等)及影像学检查[如X线、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SPECT)/CT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CT等]结果。针对DTC骨转移的治疗涉及多种方式,如通过外科手术、放射介入治疗及外照射放射治疗处理局部病灶,或采用放射性核素(131I、89Sr和153Sm)、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仑伐替尼、索拉非尼等)或骨靶向药物(包括唑来膦酸、地舒单抗和99TC-亚甲基二膦酸盐)控制全身骨转移病灶的发展。DTC骨转移治疗后应进行疗效评估,以指导后续治疗决策及预测预后。目前多学科协作的诊疗模式日趋成熟,骨转移性DTC的诊治应纳入外科、核医学科、放射介入科、外放射治疗科、肿瘤内科及临床检验科等,以确保对患者疾病情况的全面评估,客观地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达到预防疾病进展和缓解症状的目的。本文主要针对骨转移的流行病学现状、发生机制、诊断方法、治疗策略及疗效评估进行综述,以期理清甲状腺癌骨转移的诊疗思路,协助临床管理,为临床医师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面对骨转移性DTC患者时能迅速地做出准确诊断和精准的治疗决策。
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深入和精准医学的发展,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手段日益丰富。2024年,不同分子亚型晚期乳腺癌治疗领域的多项研究均取得了进展。其中,内分泌治疗联合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和6(cyclin-dependent kinase 4/6,CDK4/6)抑制剂已成为激素受体阳性晚期乳腺癌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氟维司群联合阿贝西利可作为CDK4/6抑制剂治疗失败后的治疗选择。而对于伴有AKT信号转导通路异常的患者,氟维司群联合AKT抑制剂capivasertib可为患者带来显著的远期生存获益。德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则为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超低表达人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对于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紫杉类药物联合曲妥珠单抗与帕妥珠单抗或吡咯替尼仍是目前曲妥珠单抗敏感人群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DESTINY-Breast07研究评估了T-DXd用于一线治疗的可行性,结果显示,无论是单药或联合帕妥珠单抗,其无进展生存率(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均不劣于既往研究中的标准治疗方案。针对HER2阳性脑转移患者,PERMEATE研究的更新数据显示,吡咯替尼联合卡培他滨方案可带来总生存期获益。DESTINY-Breast12研究表明,T-DXd对全身和颅内病灶的抗肿瘤活性相似,可作为HER2阳性脑转移患者的有效治疗选择。晚期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advanced breast cancer,TNBC)的治疗策略正在从传统化疗转向以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以及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为主的治疗模式。TORCHLIGHT研究显示,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特瑞普利单抗可改善晚期TNBC患者的预后。NCC2167研究表明,当化疗与免疫治疗联合使用时,节拍式化疗相比传统方式具有高疗效及低毒性的特点。本文对上述2024年晚期乳腺癌领域的重要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并结合相关研究数据,总结了晚期乳腺癌患者管理和治疗决策的临床经验,以供同行参考。展望未来,后续临床研究需重点关注患者的个体差异、肿瘤的异质性以及治疗耐药性问题,以提升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背景与目的: 甲状腺癌是最常见的内分泌系统恶性肿瘤,在亚洲人群中尤为高发。甲状腺癌患者整体生存率较高,但不同患者的生存差异较大,本研究基于医院登记为基础的5.5万例甲状腺癌患者的随访资料,了解甲状腺癌患者的长期观察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分析甲状腺癌患者死亡的特征及死因分布,为甲状腺癌患者的生存管理提供真实世界数据支持。方法: 纳入2005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甲状腺癌患者共55 343例,通过查阅病史了解患者的临床信息,并通过复诊病史、电话随访和死因数据链接等方式收集患者的生存随访资料和死亡信息,随访统计时间截至2024年10月31日。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患者的OS率,并在不同性别、年龄组、治疗时期、肿瘤分期及病理学特征等亚组中分别描述。以上海市人口死亡为参照计算标准死亡比(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SMR)和绝对超额风险(absolute excess risk,AER),并在不同性别、诊断时年龄及组织学亚型中分别描述死亡风险。结果: 甲状腺癌患者经中位随访63.01个月后,共发生1 256例(2.27%)死亡,1、3、5和10年OS率分别为99.67%(95% CI:99.62%~99.72%)、99.11%(95% CI:99.03%~99.19%)、98.48%(95% CI:98.36%~98.60%)和95.81%(95% CI:95.50%~96.11%);Ⅰ、Ⅱ、Ⅲ和Ⅳ期甲状腺癌患者的10年OS率分别为97.99%(95% CI:97.70%~98.28%)、89.80%(95% CI:87.24%~92.37%)、77.84%(95% CI:70.76%~84.92%)和62.95%(95% CI:55.37%~70.54%)。不同性别、年龄、组织学分型的患者生存存在显著差异。1 256例死亡患者中,234例(18.63%)因甲状腺癌而死亡,最常见的死因为其他肿瘤(n=639,50.88%),另有92例(7.32%)死亡归因于心脑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甲状腺癌各个亚型患者的全死因死亡率都比一般人群高,并在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滤泡癌、甲状腺髓样癌和甲状腺未分化癌/低分化型甲状腺癌中死亡风险逐步递增,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的死亡风险是一般人群的2.24倍(95% CI:2.06~2.44),甲状腺滤泡癌和甲状腺髓样癌的死亡风险分别为一般人群的9.94倍(95% CI:6.79~14.09)和12.16倍(95% CI:8.05~17.69),甲状腺未分化癌/低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的死亡风险最高[SMR=79.67(95% CI:58.38~106.31),AER=766.01/1 000人年]。结论: 报告国内单中心甲状腺癌患者的10年生存结果及不同组织学类型的死因分析,组织学亚型、肿瘤分期是影响甲状腺癌患者生存的重要因素,早期诊断和个体化治疗对改善预后至关重要。
背景与目的: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所有恶性肿瘤首位,且85%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近年来,以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主的免疫治疗在肺癌的治疗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肺癌患者带来了更多的生存获益。本研究旨在评估使用不同PD-L1检测方案指导NSCLC患者免疫治疗的成本和效果,为中国NSCLC患者选择具有成本效果的诊断以及指导免疫单药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卫生体系视角,构建决策树模型,模拟评估早中期(ⅡA~ⅢB期)、晚期(Ⅳ期)NSCLC患者接受Ventana SP263检测、Dako 22C3即用型及Dako 22C3浓缩液检测的成本,以及获得正确诊断且接受正确治疗的比例(正确诊治率)。通过增量分析比较SP263相对于其他检测方式的经济性。通过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和概率敏感性分析检验基础分析结果的稳健性。结果:指导NSCLC早中期患者化疗后辅助阿替利珠单抗治疗时,相比22C3即用型检测方案或22C3浓缩液检测方案,SP263检测方案每正确诊断且接受正确治疗一位患者需要的增量成本为9 449元,SP263检测方案具有成本效果。指导NSCLC晚期患者免疫单药治疗时,与22C3即用型或22C3浓缩液检测方案相比,SP263检测方案可以指导多种免疫单药治疗(阿替利珠单抗单药、帕博利珠单抗单药),同时正确诊治率更高,且成本更低。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和概率敏感性分析均证实结果的稳健性。结论:中国早中期和晚期NSCLC患者在进行免疫单药治疗时,SP263检测方案是具有成本效果的PD-L1检测方案。
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晚期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不足20%。随着对乳腺癌发生、发展机制认识的深入,以及越来越多新药、新方案的问世,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不断延长。晚期乳腺癌的治疗进展推动了治疗共识的形成,但与此同时新的争议也在不断发生。本文基于2024年度关键临床研究证据,系统性梳理当前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治疗的共识与争议,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全面的循证医学依据。针对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一线治疗方案选择,尽管已经有CLEOPATRA研究结果使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联合紫杉类药物的治疗方案成为共识,但是PHILA研究结果提供了曲妥珠单抗和吡咯替尼联合紫杉类药物的新选择。两个研究亚组分析结果也为临床实践的差异化选择提供了参考。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的治疗中,对于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阳性患者,基于KEYNOTE-355、TORCHLIGHT研究,化疗联合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抑制剂治疗已成为标准推荐。然而,免疫治疗的选择人群、PD-L1阳性标准及免疫治疗药物的对应选择仍存在争议。新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联合PD-L1抑制剂治疗的早期研究显示,不依赖于PD-L1表达,在晚期TNBC患者一线治疗中获得迄今最长的超过1年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可能是未来一线方案的最佳选择。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患者,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已成为指南推荐的标准一线治疗。但SONIA研究设计对指南推荐和有效药物先用的传统治疗理念提出了挑战,SONIA研究结果提示并非所有的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一线治疗方案都应该选择CDK4/6抑制剂,同时SONIA研究的局限性也猝然显现,即CDK4/6抑制剂治疗失败后的治疗选择目前还无标准推荐,但基于现有循证医学证据建议有靶点突变优选靶点药物治疗,若无靶点突变可选择ADC药物、内分泌治疗等。脑转移是临床治疗的难点,随着更多的药物包括靶向HER2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药物和大分子ADC药物被证实对HER2阳性脑转移治疗有效,如何将药物治疗与局部治疗进行有机地结合,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焦点。ADC药物是目前研发的热点领域,随着ADC药物越来越多,如何选择是目前临床研究的重点。未来的研究需要关注创新药物研发、整合各种治疗手段,给予患者精准个体化治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背景与目的: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全球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且晚期患者的预后较差,寻找新的CRC潜在生物标志物的需求日益增加。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从原发肿瘤脱落并进入循环系统,可在血液中被检测到,被认为是CRC的重要生物标志物。本研究旨在探讨CRC中的FCGBP和BIGH3是否可作为结直肠癌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方法:本研究从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获取了3个有CTC的CRC数据集,分别为GSE74369、GSE117606和GSE164191。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在CTC和正常样本之间筛选出差异表达基因。其中一个包含临床信息的数据集用于WGCNA分析,并鉴定了两个关键基因模块,共包含1 148个基因。然后对这些模块中的基因进行了功能富集分析。使用Venn图、PPI调控网络构建分析和筛选候选基因。最后,使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和基因型-组织表达数据库(Genotype-Tissue Expression,GTEx)数据进行生存分析,并鉴定出与CRC相关的关键基因。在结直肠癌组织中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验证BIGH3基因表达,并通过克隆形成、划痕实验以及transwell实验等功能实验在HCT116和SW620细胞系中验证BIGH3基因与结直肠癌的关系。结果:通过GEO中CRC数据集分析,共筛选出了2 214个差异基因,通过WGCNA分析和PPI网络构建鉴定出4个与CRC相关的CTC基因。通过GEPIA数据库进行生存分析发现, FCGBP及BIGH3与总生存期及无疾病生存期具有相关性。进一步实验表明,BIGH3基因在30对配对的结直肠癌样本中呈高表达,在HCT116和SW620细胞系中敲低BIGH3的表达能够减慢细胞增殖和迁移的速度,并降低侵袭性,而上调BIGH3的表达则会增加其侵袭性或提高迁移率。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FCGBP及BIGH3与TNM分期呈正相关,这暗示它们在CRC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好的预后价值,其可以作为潜在的CRC生物标志物,并可能作为潜在的治疗靶点。同时,我们的实验数据也揭示了BIGH3在结直肠癌中的重要角色,它可能影响结直肠癌的生物学行为。
内分泌治疗是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阳性早期乳腺癌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ER低表达(免疫组织化学染色1% ~ 10%)人群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该群体占乳腺癌总体人群的3% ~ 9%,辅助内分泌治疗效果相对有限。虽然ER低表达患者在乳腺癌人群中占比较低,但由于乳腺癌患者整体人群数量庞大,该群体的临床需求不容忽视。多项研究提示,ER低表达乳腺癌在肿瘤的分子生物学特征、临床病理学特征及患者预后等方面与ER阳性乳腺癌差异较大,更类似于ER阴性乳腺癌。对于ER低表达早期乳腺癌的内分泌治疗获益及疗程界定仍存在争议,缺乏大型前瞻性临床研究的证据。多项回顾性研究及meta分析结果显示,该人群接受辅助内分泌治疗可能获益有限,应慎重考虑;联合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CDK)4/6抑制剂行辅助治疗的获益仍有待未来数据佐证。部分ER低表达乳腺癌患者可综合考虑其他危险因素进行辅助化疗。除传统化疗外,抗体药物偶联物(如戈沙妥珠单抗、Dato-DXd)、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polymerase,PARP]抑制剂、免疫治疗ER低表达早期乳腺癌的临床研究也正在进行中。其中包括:评估戈沙妥珠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辅助治疗术后高危的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阴性、ER和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10%患者的Ⅲ期ASCENT-05研究,评估戈沙妥珠单抗辅助治疗术后高危HER2阴性患者的Ⅲ期SASCIA研究,以及评估Dato-DXd联合度伐利尤单抗新辅助治疗的Ⅲ期TROPION-Breast04研究;此外,一项针对奥拉帕利联合度伐利尤单抗新辅助治疗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及ER低表达乳腺癌的研究(NCT03594396)正在探索中,结果值得期待。本文介绍ER低表达乳腺癌的定义、临床病理学特征及患者预后,并阐述HER2阴性、ER低表达早期乳腺癌的治疗现状以及未来潜在的治疗策略。
背景与目的: 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会发生代谢重编程,1-酰基甘油-3-磷酸O-酰基转移酶(1-acylglycerol-3-phosphate O-acyltransferase,AGPAT)作为三酰甘油(triacylglycerol,TAG)从头合成的关键酶,与肿瘤的进展密切相关。但目前作为亚型之一的AGPAT5在癌症中的研究还十分有限,本研究深入剖析AGPAT5在肝癌发生、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及潜在的分子机制,旨在为肝癌诊断和治疗策略提供新思路。方法: 利用慢病毒感染将多种肝癌细胞系中的AGPAT5敲减,并通过锥虫蓝计数、划痕、transwell及平板克隆等实验在体外检测AGPAT5对肝癌细胞增殖、迁移及抗失巢凋亡能力的影响。通过回复野生型或酶活性缺失型的AGPAT5,探究其作为代谢酶是否发挥经典代谢作用调控肝癌细胞迁移。构建BALB/c裸鼠尾静脉注射移植瘤模型,从体内层面验证体外的细胞表型。采用免疫沉淀质谱联用(immunoprecipitation mass spectrum,IP-MS)鉴定出与AGPAT5相互作用的蛋白,并进行免疫共沉淀(co-immunoprecipitation,coIP)验证。蛋白质翻译后通过修饰鉴定分析AGPAT5潜在的修饰位点,通过体外实验探究点突变前后对肝癌细胞迁移的影响。通过coIP探究该位点突变前后AGPAT5与相互作用蛋白结合的情况。通过敲低相互作用蛋白确定其在细胞表型中的作用。通过回复实验验证AGPAT5是否通过相互作用蛋白发挥作用。检测野生型肝癌细胞系中的AGPAT5和相互作用蛋白的表达水平,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结果: 肝癌细胞敲减AGPAT5后会更加耐受无血清饥饿,并促进细胞迁移,但不会影响细胞增殖和失巢凋亡。而酶活性缺失并不影响AGPAT5对肝癌细胞迁移的抑制。敲减AGPAT5可促进肝癌细胞在裸鼠体内的肺转移和肝转移。AGPAT5可以与原纤维蛋白(fibrillarin,FBL)相互作用,并在无血清饥饿刺激下加强两者的结合。遏制FBL的表达会抑制肝癌细胞迁移,且效果与过表达AGPAT5相似。抑制FBL的表达可削弱敲低AGPAT5对肝癌细胞迁移的促进作用。在已检测的肝癌细胞系中,AGPAT5和FBL在蛋白水平上并不存在相关性。K201位点突变使AGPAT5对肝癌细胞迁移的抑制作用减弱,并使AGPAT5与FBL的结合减弱。结论: 敲低AGPAT5能够显著提高肝癌细胞迁移能力。AGPAT5可以与FBL相互作用,在无血清饥饿刺激下,AGPAT5或通过K201位点的乙酰化加强与FBL的结合,从而更有效地遏制FBL,进而抑制肝癌细胞迁移。但这种抑制作用并非来自AGPAT5的代谢酶活性,而是由非代谢作用所驱动。
背景与目的: 早期预测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肺转移瘤经过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治疗后的局部肿瘤无进展生存期(local tumor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LTPFS)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影像组学在肿瘤预后预测方面已有一定的探索。本研究旨在构建基于影像组学的诺模图预测CRC肺转移患者RFA治疗后的LTPFS。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6年8月—2019年1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收治的172例伴有401个肺转移病灶的CRC患者。本研究通过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伦理编号:2402291-24)。将患者的RFA术前及术后即刻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图像通过数据增强后,人工分割靶病灶和RFA后区域后提取影像组学特征。采用最大相关最小冗余算法(maximum relevance and minimum redundancy algorithm,MRMRA)和最小绝对值收敛(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模型进行特征筛选。基于筛选后的影像组学特征和多因素分析筛选的临床变量,分别构建临床模型、影像组学模型和融合模型。计算一致性指数(concordance index,C-index)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来评估3种模型的预测性能,最后绘制最佳模型对应的诺模图。 结果: 在所有肺转移瘤中,最终复发的病灶有102个(25.4%),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的病灶有299个(74.6%)。中位随访时间为21个月(95% CI:19.466 ~ 22.534),RFA术后的1、2和3年的LTPFS率分别为76.5%(95% CI:72.0 ~ 80.4)、72.1%(95% CI:66.6 ~ 76.9)和69.9%(95% CI:64.0 ~ 75.1)。无论在训练集还是测试集中,基于LASSO回归模型最终筛选的12个影像组学特征和多因素分析筛选的4个临床变量而构建的融合模型预测LTPFS的AUC最高,C-index分别为0.890(95% CI:0.854 ~ 0.927)和0.843(95% CI:0.768 ~ 0.916)。结论: 基于影像组学特征和临床变量的融合模型预测CRC肺转移患者RFA治疗后的LTPFS是可行的,并且其性能优于单一影像组学模型和临床模型。同时,融合模型的诺模图可以更直观地预测CRC肺转移患者RFA治疗的预后,协助临床医师为患者制订个体化的随访复查方案,灵活地调整治疗策略。
背景与目的:胰腺癌是具有高侵袭性的消化系统实体肿瘤,因病程初期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约80%的患者无法行根治性切除术。吉西他滨作为胰腺癌化疗的一线用药,由于化疗耐药性,其使用并未显著改善患者预后。迄今,胰腺癌对吉西他滨治疗发生耐药的具体机制仍不清楚。本研究借助胰腺癌吉西他滨耐药细胞系及胰腺癌病理组织标本,结合在线数据库,探索胰腺癌吉西他滨化疗耐药的潜在生物标志物。并通过收集与分析胰腺癌患者的随访资料,明确相关靶点对胰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本研究采用吉西他滨浓度递增法逐步诱导构建胰腺癌耐药细胞株;对耐药细胞行二代高通量RNA-seq测序,并联合在线网络数据库高通量基因表达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的4个胰腺癌吉西他滨耐药相关GEO数据集(GSE106336、GSE110580、GSE35141和GSE140077),用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共同差异表达基因;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及免疫组织化学验证目标分子的表达水平;最后选取自2018年6月—2021年6月就诊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并经手术后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胰腺腺癌的部分患者,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物样本信息资源中心获取行胰腺癌根治性切除术的部分患者手术标本共70例(其中30例对吉西他滨治疗耐药,16例未耐药,同时取24例癌旁胰腺组织作为对照;伦理批件号:2021伦审科字第(457)号,No.XJTU1AF2021LSK-457),并收集其临床和预后相关信息,用log-rank检验评价目标分子的表达与患者预后的关联性。结果:检测胰腺癌吉西他滨耐药细胞株(MiaPaCa-2 gemcitabine resistant,Mia GR)及同种野生型细胞系(MiaPaCa-2 wild type,Mia WT)针对吉西他滨杀伤的半数抑制浓度(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IC50),结果表明Mia GR组的IC50显著高于Mia WT组(258.10 μmol/L vs 0.18 μmol/L),耐药指数(resistence index,RI)高达1 443.9。对耐药株与野生细胞系的二代转录组测序结果分析得到3 985个差异表达基因,再与4个胰腺癌吉西他滨耐药的在线GEO数据集(GSE106336、GSE110580、GSE35141和GSE140077)中的数据作横向比较,发现有25个共同差异表达基因。结合文献回顾和对基因的功能注释和通路富集分析,进一步筛选发现INPP4B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接下来通过细胞学的RTFQ-PCR及Western blot检测,证实INPP4B在耐药细胞中的mRNA表达和蛋白水平均显著高于野生型(P<0.05)。最后对30例耐药胰腺癌组织、16例未耐药胰腺癌组织以及24例癌旁胰腺组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分析。结果显示,与未耐药组相比,耐药组胰腺癌患者的INPP4B表达水平明显更高,而正常组织中INPP4B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这两种类型的癌组织。将胰腺癌组织中的INPP4B表达水平与患者生存信息相对应,绘制Kaplan-Meier曲线,结果表明,INPP4B低表达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显著优于INPP4B高表达组(HR=2.874,95% CI:1.262~6.544,P=0.013)。同时,低INPP4B表达组患者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相比INPP4B高表达组也有明显优势,虽然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1.484,95% CI:0.518~4.250,P=0.465)。结论:INPP4B可能是一种潜在的胰腺癌吉西他滨化疗耐药生物标志物,且与耐药胰腺癌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针对此靶点设计相应的检测及治疗手段,将有望早期识别对吉西他滨治疗潜在耐药的胰腺癌患者,极大地改善其预后。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随着筛查和诊断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乳腺癌患者得以在早期即被确诊。不同类型的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方案不尽相同,但近年来,其治疗策略的重心均在于根据患者的个体风险特征,在最大化疗效的同时避免过度治疗。对于激素受体(hormone receptor,HR)阳性乳腺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CDK)4/6抑制剂的引入显著改善了中高危患者的预后;同时,基于基因检测的豁免化疗策略也在不断推进。然而,哪些患者可从CDK4/6抑制剂强化治疗中获益,以及多基因检测提示中危的绝经前患者是否有化疗获益等问题仍存在争议。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阳性乳腺癌中,抗HER2靶向治疗和新一代抗体药物偶联物药物为患者提供了更有效的治疗选择。但如何筛选适合双靶治疗的人群仍在探索中,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的患者如何选择后续强化治疗方案当前也尚未达成共识。对于三阴性乳腺癌,在传统辅助治疗不断优化的同时,免疫治疗在新辅助治疗及辅助治疗阶段的应用也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免疫治疗的最佳获益人群如何界定,以及免疫治疗的优化策略仍是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针对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的进展和争议进行综述,以期为当前临床实践提供参考,也为未来深入研究提供思路。
背景与目的:尽管目前针对胃癌的治疗手段已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晚期胃癌患者仍存在预后差、5年生存率偏低等问题,因此探究有效的治疗方案仍是临床研究的重点。帕博利珠单抗作为新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其临床应用效果及安全性仍需大量研究予以验证,因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帕博利珠单抗联合XELOX方案治疗晚期胃癌的效果,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3月—2022年8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晚期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经临床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为HER2阴性、未经治疗的晚期胃癌/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患者,符合相关诊断标准;TNM分期为Ⅳ期;年龄≥20岁;预计生存期≥6个月;治疗前器官无严重损伤者;Karnofsky评分>60分;临床资料完整者。排除标准:合并重要器官功能障碍者;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或亢进者;合并血液、凝血功能异常者;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者;哺乳、妊娠期女性;存在精神类疾病或诊断史者;伴有其他恶性肿瘤者;存在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者;临床资料不全者。通过纳入和排除标准选择91例晚期胃癌患者,其中45例接受XELOX方案治疗(对照组),46例接受帕博利珠单抗联合XELOX方案治疗(观察组),建立数据库后发现观察组1例患者的治疗信息存在逻辑错误,因此去除该病例,最终确定研究对象90例,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5例。对比两组疗效、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不良反应、生活质量改善情况,以及治疗前后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大肠杆菌、双歧杆菌、乳杆菌水平。本研究已获得山西省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编号:KY2023081)。结果:治疗后观察组疾病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占20.0%(9/45),低于对照组的40.0%(18/45),但两组的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和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生活质量改善率为60.0%(27/45),高于对照组的37.8%(17/45)(P<0.05)。观察组的中位OS和中位PFS均大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外周血CEA、CA19-9均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大肠杆菌数量低于对照组,双歧杆菌、乳杆菌数量均高于对照组(P <0.05)。两组不同等级恶心呕吐、腹泻、白细胞减少、皮疹及肝功能损害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背景与目的:DNA异常甲基化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探索胰腺癌(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PAAD)甲基化驱动基因(methylation-driven gene,MDG)中间丝家族孤儿蛋白1(intermediate filament family orphan 1,IFFO1)在PAAD中的表达、对PAAD细胞侵袭转移的影响,以及作为诊断和预后标志物的潜力。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国际癌症基因组联盟(International Cancer Genome Consortium,ICGC)数据库、高通量基因表达(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数据库获取PAAD及其癌旁组织的mRNA表达数据(TCGA-PAAD-mRNA)、DNA甲基化芯片数据(TCGA-PAAD-meth、GSE53051、PACA-AU)以及健康人血液的DNA甲基化芯片数据(GSE69270)。通过差异表达分析联合差异甲基化分析筛选PAAD的MDG。在TCGA数据库中,应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验证IFFO1启动子甲基化水平与其表达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同时,通过Kaplan-Meier生存分析评估IFFO1启动子甲基化水平、表达水平与PAAD预后的关系。27例PAAD患者的癌组织及其对应癌旁组织的病理切片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本研究涉及的所有样本均通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人类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伦理编号:院伦审[2017]53号)。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IHC)检测27例PAAD患者的癌组织及其对应癌旁组织中IFFO1的表达。根据IFFO1表达的中位值,将TCGA数据库中的患者分为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并进行差异分析、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GO)富集分析及基因集富集分析(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GSEA)。使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及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检验正常胰腺导管上皮细胞系H6C7与PAAD细胞系MIA PaCa2、BxPC-3、AsPC-1和Capan-2中IFFO1的表达差异。通过细胞划痕实验和侵袭实验检测过表达IFFO1对PAAD细胞AsPC-1和Capan-2的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和Kaplan-Meier生存分析评估IFFO1甲基化水平在TCGA泛癌队列中的诊断和预后预测价值。结果:通过对5组数据的交叉筛选,筛选出41个PAAD的MDG。其中,IFFO1与PAAD的预后关系最为密切[风险比(hazard ratio,HR)=0.28,P<0.001]。IFFO1在PAAD中高甲基化而低表达,其启动子的甲基化水平与表达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55,P<0.001)。IHC结果显示,IFFO1在PAAD组织中的表达显著低于癌旁组织(P<0.05)。TCGA生存分析结果表明,高甲基化或低表达IFFO1的患者总生存期更差(P<0.05)。GO和GSEA富集分析结果均表明,迁移和运动的负向调控通路在IFFO1高表达患者中富集。Western blot和RTFQ-PCR结果显示,IFFO1在正常胰腺导管上皮细胞系H6C7中的表达显著高于PAAD细胞系MIA PaCa2、BxPC-3、AsPC-1和Capan-2。过表达IFFO1可显著抑制PAAD细胞株AsPC-1和Capan-2的迁移和侵袭。进一步泛癌分析结果提示,IFFO1普遍存在启动子高甲基化而低表达的现象,其甲基化水平在多种癌症中均表现出良好的诊断和预后预测价值。结论:启动子高甲基化导致IFFO1在PAAD中低表达,IFFO1能够抑制PAAD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IFFO1甲基化有望成为PAAD诊断和预后的新型标志物。
恶性胸膜间皮瘤(malignant pleural mesothelioma,MPM)的发生主要与石棉接触史有关,主要特点为恶性程度高、死亡率高、预后差。目前治疗MPM的手段有限、效果不甚理想,导致MPM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仅为1年左右。现有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等)在不断发展,为MPM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TNM分期为早期的MPM患者可行手术治疗,能够提高生存率和改善生活质量。但目前MPM的最佳手术方式仍然存在争议。除了手术,放疗也是MPM治疗中的重要一环。放疗通常用于疾病的预防性治疗或疾病晚期时缓解局部症状,并且放疗也可作为手术的新辅助、辅助治疗手段。对于经全身治疗后出现局部进展或孤立的远处转移的患者,放疗是一种可行的选择。随着调强适形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和容积弧形调强放疗(volumetric intensity-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等新型放疗技术的出现,显著提高了放疗的精准性和治疗效果,减少了正常组织的损伤。另有粒子植入可以缓解疼痛或作为局部补充治疗。化疗仍是MPM的标准治疗手段,培美曲塞联合铂类药物被广泛应用于一线治疗,并能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期,然而临床上常用的二线治疗方案效果都不甚理想。免疫治疗近几年发展迅猛,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的双免疫疗法在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面展现出优势。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方案也明显延长了患者的中位生存期,现已有多项临床试验表明,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可使患者获益。MPM现有的靶向药物多针对血管生成,其中贝伐珠单抗与化疗的联合奠定了其一线治疗的地位,相关研究表明,雷莫芦单抗和甲磺酸阿帕替尼具有一定的疗效及安全性。除了临床常见治疗方案外,UV1癌症疫苗联合双免疫治疗为患者带来了福音。嵌合抗原受体T(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AR-T)细胞疗法作为一种新型治疗方法,已有Ⅰ期临床试验表明其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效果。一些抗体药物偶联物类药物正在通过精准特定靶点成为MPM患者的治疗选择。此外,电场治疗联合化疗在延长患者生存期方面也取得一定效果。尽管MPM的治疗手段不断丰富,其诊断和治疗仍面临诸多问题,包括早期起病隐匿、治疗过程中耐药的发生及缺乏大样本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等。未来研究应集中于提高早期诊断率、探索新型治疗策略、克服耐药性及推进个体化治疗,并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与临床试验的衔接。通过多学科协作和持续创新,为患者提供更有效、更安全的治疗选择,实现改善预后的最终目标。
放射性碘难治性甲状腺癌(radioiodine-refractory thyroid cancer,RAIR-TC)是指无法或很难从131I治疗中获益的甲状腺癌,目前常涉及的RAIR-TC主要是原本分化较好的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DTC),随着病程或131I治疗后逐渐出现不摄取131I现象。与能够摄取131I的DTC相比,RAIR-TC的恶性程度明显增加,疾病进展较快,死亡风险较高。因此,RAIR-TC的后续治疗已成为国际甲状腺癌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RAIR-TC的治疗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最初的放射性碘治疗到近年来靶向药物的引入,再到免疫治疗的尝试,治疗手段逐步多样化。分子靶向治疗,特别是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为RAIR-TC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但单一靶向治疗的耐药性迅速显现,成为治疗的瓶颈。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通路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通路的激活是肿瘤逃逸靶向治疗的主要途径。因此,联合治疗策略应运而生,通过靶向多个信号转导通路、优化联合药物的使用,尝试克服单药耐药性。此外,结合患者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如BRAF突变、肿瘤免疫表型等)设计个性化治疗方案,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免疫治疗,特别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如派姆单抗(pembrolizumab)],在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高表达的RAIR-TC患者中取得了一定的临床效果。然而,由于RAIR-TC的免疫原性较低,免疫治疗的总体缓解率仍较低,通常为10%~15%。近年来,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的联合治疗策略,如BRAF抑制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抑制剂联合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抑制剂的三联疗法,在部分患者中显示出显著疗效,甚至出现完全缓解,为提高免疫治疗效果开辟了新的方向,但如何优化联合治疗方案、克服耐药性和不良反应仍是未来研究的难点。此外,表观遗传学和代谢组学的研究为RAIR-TC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DNA甲基化、组蛋白去乙酰化等表观遗传机制在RAIR-TC的进展和耐药中起着重要作用,其相关抑制剂可能恢复肿瘤对放射性碘的摄取能力,从而增强131I治疗的敏感性。尽管表观遗传学的研究取得了初步进展,但临床试验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进一步验证其应用潜力。肿瘤代谢异常,尤其是乳酸代谢和谷氨酰胺代谢的改变,在肿瘤生长和耐药中发挥重要作用。谷氨酰胺合成酶(glutamine synthetase,GLS)抑制剂和乳酸脱氢酶A(lactate dehydrogenase A,LDHA)抑制剂能有效地抑制肿瘤生长,并可能逆转耐药性。因此,开发针对这些代谢靶点的创新药物,成为未来治疗RAIR-TC的重要方向。尽管现有疗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RAIR-TC患者的生存期,仍面临耐药性、不良反应及肿瘤异质性等挑战。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于优化联合治疗方案、开发新靶点药物及提高免疫治疗的适应性。在多学科协作和技术创新的推动下,RAIR-TC的治疗有望在未来取得突破,进而改善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
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作为乳腺癌精准治疗的突破性药物,其独特的靶向递送机制能够有效地提高抗肿瘤治疗的选择性,并降低传统化疗的非特异性毒性。近年来,ADC在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尤其是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阳性及HER2低表达乳腺癌中的成功应用,显著改变了疾病的治疗格局。其中,恩美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是首个取代拉帕替尼+卡培他滨方案,成为HER2阳性乳腺癌二线治疗的ADC类药,而德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DS-8201,T-DXd)在DESTINY-Breast04研究中展现出对HER2低表达乳腺癌的显著疗效,并成为首个获批用于该亚型患者的ADC。针对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hoblast cell surface antigen 2,Trop-2)靶点的ADC如戈沙妥珠单抗(sacituzumab govitecan,SG)也已在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advanced breast cancer,TNBC)及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中展现出良好的临床获益。此外,新一代ADC技术的优化,如提高连接子稳定性、优化药物抗体比(drug-to-antibody ratio,DAR)及增强旁观者效应,进一步提升了药物的抗肿瘤活性及安全性,使其成为乳腺癌精准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虽然ADC药物在提高疗效的同时仍可能伴随一定的靶点相关及载荷相关的不良反应,但随着管理策略的不断优化,其安全性已得到有效提升。HER2靶向ADC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T-DXd相关的间质性肺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T-DM1的血小板减少及肝功能异常,而Trop-2靶向ADC如SG的血液毒性及胃肠道反应亦需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ADC在结构优化后已显著改善其安全性,并且通过早期监测、个体化剂量调整及支持治疗,可以有效地降低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临床上ADC治疗的毒性管理已趋向成熟,绝大多数不良反应均可通过优化治疗方案和联合支持治疗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在实际临床操作中,应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体因素、既往治疗史及伴随疾病情况,以制定最优的ADC应用策略,确保疗效与安全性的最大化。随着ADC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乳腺癌治疗将更加精准化。新型HER2-Trop-2双靶点ADC的研发为HER2低表达及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可能,而T-DXd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CDK4/6抑制剂及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polymerase,PARP]抑制剂的研究显示出协同抗肿瘤效应。本综述系统总结乳腺癌ADC的最新研究进展,重点探讨HER2及Trop-2靶向ADC的临床应用、安全性管理策略及新型ADC的发展趋势,旨在为乳腺癌的精准治疗提供参考。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上海市
名誉主编:汤钊猷、曹世龙、沈镇宙
主编:邵志敏
国内统一刊号:CN 31-1727/R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7-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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