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妇科肿瘤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以卵巢癌为例,年新发病例数为57 200例,粗发病率为8.47/10万,年死亡病例数为27 200例,粗死亡率达4.04/10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世标率(分别为5.59/10万和2.45/10万),中国从事妇科肿瘤防治事业的医师面临更大的挑战。妇科肿瘤在早期经过规范性治疗后整体疗效较好,但对于晚期、复发转移的患者,有限的治疗模式及高复发率往往导致预后较差。近年来,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抗体药物偶联物治疗等新兴治疗方式开创了妇科肿瘤治疗的新纪元,为妇科肿瘤患者带来了更多治疗希望。本文总结2022年度妇科肿瘤手术治疗、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和生物标志物检测等方面的重大进展,以期更好地指导妇科肿瘤个体化精准治疗。
胰腺癌是中国致死人数排名第六的恶性肿瘤,其恶性程度高,早期病情隐匿,超过80%的患者在就诊时已进展为晚期,错失手术切除治愈的机会;而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的胰腺癌患者,也极易发生转移,5年生存率仅为15% ~ 20%。不同于其他癌种,胰腺癌的放化疗及免疫治疗效率均较低,分子分型和精准治疗技术的研究也相对落后,急需临床医疗资源的投入和优质科研成果的转化,以改善患者预后。2022年是胰腺癌转化研究领域厚积薄发的一年,见证了第1个靶向KRASG12D的小分子药物的诞生和个性化T细胞受体工程化T(T-cell receptor engineered T,TCR-T)细胞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在胰腺癌发病因素、分子机制、代谢、免疫微环境等基础领域,以及早期诊断、手术治疗、药物治疗、免疫治疗等临床领域也各自取得了新突破。本文对2022年胰腺癌研究和诊疗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头颈部鳞状细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head and neck,SCCHN)是最常见的一类头颈部肿瘤。由于早期症状不典型,大多数SCCHN患者确诊时已处于局部晚期。以标准剂量顺铂为基础的同期放化疗(chemoradiotherapy,CRT)是局部晚期SCCHN患者的标准非手术治疗模式。但同期CRT的近期和远期毒性问题不容忽视,对于无法耐受标准治疗强度的患者,在治疗策略的选择上要兼顾疗效、器官毒性和器官功能。几乎所有的SCCHN都会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过表达。抗EGFR单抗通过与EGFR结合,竞争性阻断内源性EGFR天然配体,阻碍EGFR二聚体的形成,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此外,抗EGFR单抗可通过影响细胞周期、DNA损伤修复及血管生成等多种途径发挥放疗增敏作用。既往Ⅲ期临床研究表明,对比单纯放疗,放疗联合西妥昔单抗可显著改善局部晚期SCCHN患者的局部区域控制,延长总生存期。临床工作中合理地应用抗EGFR单抗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适用人群的判定标准、应用时机、联合方案的选择及不良事件管理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本共识专家组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相关指南为依据,经充分讨论形成《抗EGFR单抗治疗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临床共识(2023年版)》。根据本共识的专家建议,局部晚期SCCHN患者在同期CRT前,应评估患者对标准剂量顺铂治疗的耐受性和治疗毒性。对于无法耐受标准剂量顺铂治疗的患者,或在接受多西他赛+顺铂+5-氟尿嘧啶(TPF)方案诱导化疗后出现顺铂相关毒性的患者,可选择放疗联合西妥昔单抗方案。对于有降期或器官功能保留需求、拟行诱导治疗的患者,标准诱导治疗方案为TPF方案,不能耐受TPF方案毒性的患者,可用西妥昔单抗替代5-氟尿嘧啶,采用TPE方案。安全性方面,放疗联合西妥昔单抗相关常见不良反应包括痤疮样皮疹、口腔黏膜炎、放射性皮炎等,可以通过治疗前预防、治疗过程中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进行全面、分级管理。
美国癌症协会发表的美国癌症统计数据预计2023年美国全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1 958 310例,死亡609 820例。美国的癌症死亡率在199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加速下降,治疗的进步使得患者生存得到改善,减少吸烟人数、普及癌症筛查是其主要原因;2020年COVID-19大流行造成350 831人死亡,位列2020年死因第3位,同时造成包括癌症在内的其他多种死因显著增加,但疫情对癌症死亡的影响尚未被纳入评估。通过对2020年GLOBOCAN数据库中中国和美国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尽管中美癌症发病和死亡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美国癌症防治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我们应努力提高肿瘤诊治规范化程度、提升医疗服务资源可及性以提升患者生存率,优化筛查模式、提升筛查效率,癌症筛查覆盖率,同时进一步提高HPV疫苗接种率将有效地降低癌症死亡。
原发灶不明肿瘤(cancer of unknown primary,CUP)和多原发肿瘤(cancer of multiple primaries,CMP),因其临床异质性高、发病率低、循证医学证据的相对匮乏及临床疾病认识的相对局限,目前诊疗仍面临巨大挑战。随着对疾病影像学、病理学、基因特点等认识的不断深入,多学科的协作和发展,以及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针对性探索正在不断地更新对这部分患者治疗的理念和手段。本指南的制定旨在为临床工作者提供CUP和CMP患者诊疗的原则和纲要,为患者提供从诊断、治疗到康复的全流程规范化指导。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乳腺癌现已成为全球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健康。2022年乳腺癌基础与转化研究领域进展颇丰,深化了对乳腺癌分子本质的认识,为乳腺癌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从肿瘤代谢、肿瘤微环境、微生物与肿瘤、肿瘤转移、肿瘤耐药与药物筛选、多组学研究、人工智能共7个方面对2022年乳腺癌基础与转化研究的年度进展进行总结,并对乳腺癌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乳腺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etastatic hormone-sensitive prostate cancer,mHSPC)是需要持续关注的男性健康问题。2021年国内外各大指南关于mHSPC初始系统治疗推荐进行了重要更新,新型内分泌治疗(novel hormone therapy,NHT)联合雄激素剥夺治疗(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ADT)成为最重要的系统治疗方案。同时转移性前列腺癌原发灶局部治疗、转移灶定向治疗(metastasis-directed therapy,MDT)、基因检测、新型影像学(next-generation imaging,NGI)等新技术、新理念快速发展,推动mHSPC全程诊疗格局进一步改变。中国与欧美地区前列腺癌在遗传背景、早筛开展、初诊疾病分布及临床表现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为解答中国mHSPC临床管理相关的热点及争议问题,由中国前列腺癌研究协作组(Chinese Prostate Cancer Consortium,CPCC)组织多学科专家筛选关键决策问题,结合最新发表数据,经过多轮投票及讨论,最终形成《CPCC晚期前列腺癌中国专家共识——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起始应用新型内分泌治疗的全程管理(2022年版)》,以期为mHSPC真实世界临床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乳腺癌和心血管疾病是现代社会的两大“杀手”,严重威胁着中国女性的健康,目前两个学科之间关联共性尚未引起临床医师足够的重视,为相关的跨学科合作实践带来一定困难。因此,对于那些已存在心血管系统疾病或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乳腺癌患者,临床医师在进行相关抗肿瘤诊疗时,应用类似乳腺癌干预策略的方法来综合评估相关风险,进行相关心脏毒性的预防及治疗干预。目前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肿瘤心脏病专科门诊、病房和对应的多学科治疗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teams,MDT)。而在国内,相关学科发展才刚刚开始。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乳腺癌检测和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乳腺癌患者获得长期的生存,这意味着其中部分患者必然要面临抗肿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所带来的并发症的风险。因此,一份具有强有力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相关指南和临床共识能够为临床医师提供针对性的随访、监测、治疗流程和有效的管理手段,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本共识旨在指导临床医师对乳腺癌患者进行相关抗肿瘤治疗(化疗、靶向治疗、手术、内分泌治疗、免疫治疗及放疗)的前提下,将心脏保护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和监测,根据监测的结果决定后续干预手段,并决定是否及何时由心脏科医师进行专业会诊,避免因对乳腺癌相关心脏毒性认识不够,导致治疗不及时产生相关不良后果,为中国乳腺癌心脏病诊疗防治提供一份切实可行的临床实践操作流程,最终为改善中国乳腺癌患者的预后作出贡献。
肺癌仍然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人数最高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约占80%以上。围手术期NSCLC辅助免疫治疗和新辅助免疫治疗相关临床研究推陈出新。靶向治疗方面,罕见及难治性肺癌靶点探索和药物研发持续推进,抗体药物偶联物的研发方兴未艾,有望开辟肺癌诊疗新途径。NSCLC诊疗逐渐步入精准化、规范化时代。在晚期NSCLC患者免疫治疗方面,免疫联合新方案有望进一步提高疗效。本文回顾2022年度NSCLC治疗领域的临床进展,阐述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探讨未来发展方向。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的第一大恶性肿瘤,发病率在逐年增加。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在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及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乳腺癌HER2低表达是指HER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1+或2+且原位杂交(in situ hybridization,ISH)阴性,占全部类型的45% ~ 55%。尽管在目前的临床实践中,HER2低表达大多数仍被报告为HER2阴性或三阴性乳腺癌,但HER2低表达与HER2未检出乳腺癌不仅在HER2蛋白表达水平上不同,在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状态、原发肿瘤体积、淋巴结受累情况、新辅助治疗后的病理学完全缓解率(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以及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在针对早期HER2低表达乳腺癌靶向治疗的临床试验中,NSABP B-31及N9831试验表现出乳腺癌患者受益于曲妥珠单抗辅助治疗的可能性,然而,在Ⅲ期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NSABP B-47中,曲妥珠单抗并未改变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的无浸润性肿瘤复发生存期(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iDFS)、5年无远处复发间期及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近年来针对晚期HER2低表达乳腺癌靶向治疗开展的临床试验层出不穷,主要围绕曲妥珠单抗、拉帕替尼、恩美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emtansine,T-DM1)、DS-8201(又名trastuzumab deruxtecan, T-DXd, Enhertu)及SYD985等新型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类药物。Ⅲ期临床试验CALGB9840表明曲妥珠单抗对HER2非过度表达的乳腺癌缺乏治疗效果,改变鲁妥珠单抗剂量后仍无法克服治疗窗口窄的问题。两项随机Ⅲ期试验(EGF30001和EGF100151)均发现接受拉帕替尼并未改善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单臂Ⅱ期研究4258g及4374g初步发现HER2低表达乳腺癌患者对T-DM1的敏感性,但由于患者数量较少,结论尚不明确。Ⅲ期临床研究DESTINY-Breast04证实了DS-8201(5.4 mg/kg)与医师选择方案(2∶1随机分配)在HER2低表达转移性乳腺癌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针对SYD985的Ⅰ期临床试验显示了其治疗HER2低表达乳腺癌的效果和安全性(1.2 mg/ kg)。除此之外,以新型ADC药物(RC48-ADC、ARX788、A166等)、双特异性抗体(KN026、ZW25、ertumaxomab等)及乳腺癌疫苗(nelipepimut-S、GP2、AE37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型抗HER2治疗手段的临床研究也正在进行中。本文将对近年HER2低表达乳腺癌靶向治疗药物的主要临床试验进行综述。
乳腺癌已经成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严重危害广大女性的身心健康,对于临床肿瘤的防治也是一个巨大挑战。随着对乳腺癌发病、转移机制研究的深入,以及多组学技术和肿瘤免疫等转化研究的发展,已经证明乳腺癌是一种分子分型和临床特征高度异质性的肿瘤,不同亚型乳腺癌临床治疗方式既有差异又存在联系,乳腺癌临床研究领域的成果层出不穷。2022年,针对不同亚型乳腺癌均有重要的临床试验成果。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阳性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方面,PHEDRA研究为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对于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PHILA研究和SYSUCC-002研究结果为临床医师提供了参考;而对于脑转移的患者,PERMEATE研究显示,吡咯替尼联合卡培他滨方案有望成为HER2阳性脑转移人群,尤其是未经局部放疗的脑转移患者的优选治疗方案。在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中,阿贝西利、达尔西利、瑞波西利等药物的多项临床研究(monarchE研究、DAWNA-1研究、MONALEESA系列研究等)证实了其对内脏转移的疗效。对于三阴性乳腺癌,亦有多项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本文就过去的一年中乳腺癌治疗领域临床研究的新进展进行回顾。
三阳性乳腺癌(triple-positive breast cancer,TPBC)是指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表达均为阳性的乳腺癌,占所有乳腺癌病理学类型的5%~10%。TPBC是Luminal B型乳腺癌亚型的一种特殊类型,既可以接受内分泌治疗,又可以接受靶向治疗。目前国内外指南推荐TPBC的治疗首选抗HER2靶向治疗联合化疗,但TPBC新辅助治疗的病理学完全缓解率却低于激素受体阴性/HER2阳性乳腺癌,且雌激素受体表达>30%的患者从抗HER2靶向治疗联合化疗中获益较小。目前随着多种抗HER2靶向药物不断问世,以及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和6抑制剂的临床应用,使得临床上对于高选择的患者首选靶向治疗联合内分泌治疗成为可能。本文就TPBC内分泌治疗联合靶向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胃癌是中国高发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5年相对生存率在40%左右,具有早诊率低、肿瘤负荷大、异质性强和患者预后差等特点。近20年,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个体化精准决策成为公认的有效提升胃癌综合治疗效果的措施。在抗肿瘤药物治疗方面,已逐渐从“千人一方”的简单循证模式逐渐过渡到“精准免疫治疗”模式。 2022年,胃癌的基础、临床和转化研究领域均取得了若干进展,覆盖分子机制探索、诊断技术及治疗策略等,其中尤以临床转化、精准医疗和免疫治疗等为研究热点。靶向药物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为数不多的热门靶点(如CLDN18.2、FGFR2b)。免疫治疗领域国产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抑制剂逐渐崭露头角(RATIONALE 305研究),且更关注毒性的降低(Moonlight研究)及治疗新模式的探索(靶向治疗联合免疫治疗如LEAP-015临床研究、免疫治疗联合放疗如Neo-PLANET临床研究)。本文对2022年度胃癌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为更深入开展临床转化研究及临床实践的方案制订提供新的思路和建议。
胰腺癌是发病率高且生存率低的一种恶性肿瘤,对于缺乏手术适应证及放化疗效果不好的患者,急需发展新型而高效的治疗手段。近年来,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因其高选择性和抗肿瘤活性等优点而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在胰腺癌的治疗中已取得一些成果,但是仍需面对诸多挑战。本文对2022年度ADC在胰腺癌领域的研究新进展进行综述。
中国初诊的前列腺癌患者中40%~70%已处于转移性疾病阶段,而前列腺癌发生、发展的时空异质性及独特的转移模式使得基于活检组织取材分析免疫标志物的方式困难重重。大量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推进,使得前列腺癌在发病机制、诊断方法、围手术期处理、放疗技术和晚期疾病的系统治疗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这些成果不断丰富前列腺癌患者的诊治手段,改善其预后。现对2022年度前列腺癌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进行综述。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的应用让肿瘤治疗取得了新突破,但不同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疗效差异较大,仅部分患者能够从中获益。通过检测一些生物标志物可以预测ICI的疗效,如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及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等。除此之外,目前已有多项研究基于肿瘤患者的基因组学、转录组学或影像组学等数据,筛选多个生物标志物并建立免疫治疗效果相关预测模型。这类模型具备严谨的建立及验证流程,能够纳入更多肿瘤免疫相关变量,有助于提高对ICI疗效的预测能力。本文就肿瘤免疫治疗效果相关预测模型进行综述,以期为免疫治疗获益人群的筛选提供新思路。
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RCC)是泌尿系统三大肿瘤之一,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肥胖、高血压等系统疾病的增多,中国的RCC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RCC起病隐匿,大多数RCC患者是通过影像学检查偶然发现的,不少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虽然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出现显著延长了晚期RCC患者的生存时间,但RCC病理学类型众多,许多RCC患者仍难以从系统性治疗中获益。大量基础和临床研究致力于探索新的靶点及治疗药物,以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本文总结2022年度RCC研究和诊疗新进展,旨在为临床诊治提供新思路。
背景与目的:众多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抗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治疗及靶向治疗均可显著延长Ⅲ期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术后的无复发生存时间(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然而,抗PD-1辅助治疗在中国真实世界中的治疗效果尚未见文献报道。本研究旨在总结分析中国Ⅲ期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术后接受抗PD-1辅助治疗的RFS,并与BRAFV600抑制剂vemurafenib进行初步对比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8月30日—2020年8月30日来自中国3所癌症中心的120例已经切除的Ⅲ期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临床信息。这些患者都接受了术后辅助性的pembrolizumab/toripalimab或vemurafenib治疗。采用Kaplan-Meier曲线评估RFS,采用log-rank检验来判断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在接受辅助性抗PD-1治疗的90例Ⅲ期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中,中位RFS(median-RFS,mRFS)为16个月(95% CI:14~18个月);12个月RFS率为69.5%(95% CI:64.6%~74.4%),24个月RFS率为45.8%(95% CI:40.5%~51.1%)。30例接受vemurafenib治疗的Ⅲ期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中,mRFS为18个月(95% CI:10~21个月),12个月RFS率为62.8%(95% CI:54.0%~71.6%),24个月RFS率为35.9%(95% CI:27.1%~44.7%)。分层分析初步结果显示,抗PD-1治疗组和vemurafenib组的RFS没有明显差异。其次,BRAFV600E是否突变可能不影响抗PD-1治疗的RFS。另外,在本研究中,对于BRAFV600E突变的患者,术后接受抗PD-1治疗或vemurafenib,其R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最后,虽然皮肤型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RFS优于肢端型患者,来源不明患者的RFS最差,但在中国真实世界中,抗PD-1辅助治疗的治疗效果仍较差。结论:作为中国Ⅲ期恶性黑色素瘤患者辅助抗PD-1治疗的真实世界数据,在本研究中,辅助性抗PD-1治疗与辅助vemurafenib治疗效果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对于中国Ⅲ期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我们可能仍然需要探索更多的联合治疗来改善其辅助治疗的效果。
背景与目的: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仍是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高发肿瘤之一,大部分HCC患者确诊时处于中晚期,对化疗耐药或介入治疗抵抗是影响此类患者生存预后的重要因素,但其中涉及的具体分子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长链非编码RNA LINC00601在奥沙利铂耐药的HCC细胞中高表达。本研究旨在探索LINC00601调控HCC细胞对奥沙利铂化疗耐药的作用及其机制,为临床筛选适宜接受奥沙利铂化疗的HCC患者并为中晚期HCC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和理论依据。方法:利用体外长期低剂量奥沙利铂刺激人HCC细胞株MHCC-97H和Hep-3B,建立奥沙利铂耐药细胞株97H-OXR和3B-OXR。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检测奥沙利铂耐药细胞株中LINC00601的表达情况。进一步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ell counting kit-8,CCK-8)实验检测LINC00601基因沉默或过表达对HCC细胞奥沙利铂化疗耐药的影响。通过流式细胞术和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细胞凋亡情况的变化。最后采用Western blot和免疫荧光染色检测生长阻滞和DNA损伤诱导蛋白45α(growth arrest and DNA damage-inducible protein 45α,GADD45A)的核转位,并通过RNA pull-down实验和RNA免疫共沉淀(RNA immunoprecipitation,RIP)实验验证LINC00601和GADD45A的结合。结果:与对照组细胞相比,奥沙利铂耐药细胞株中LINC00601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奥沙利铂耐药细胞及过表达LINC00601的MHCC-97H细胞对奥沙利铂体外刺激的敏感性显著下降;相反,下调耐药细胞中LINC00601的表达后,其对于奥沙利铂体外刺激的敏感性明显提高。同时,在奥沙利铂的处理下,高表达LINC00601的HCC细胞株的凋亡水平被明显抑制,且与不同细胞株对奥沙利铂体外处理的敏感性水平相一致。此外,LINC00601的过表达使GADD45A的核转位水平降低,细胞核中GADD45A的表达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LINC00601与GADD45A可以相互结合。结论:LINC00601可能通过调控GADD45A的核转位,进而抑制奥沙利铂处理后的细胞凋亡,导致HCC奥沙利铂耐药。
甲状腺癌是近年来发病率显著升高的内分泌系统恶性肿瘤,治疗以外科治疗为主,术后根据情况辅以内分泌治疗、放射性核素治疗,某些情况下需辅以放疗、靶向治疗。然而甲状腺癌的死亡率亦有升高趋势,晚期或低分化/去分化患者的预后差且生存时间短。基础和临床研究的推进,使得甲状腺癌的个体化治疗取得了新进展。现对2022年度甲状腺癌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肝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近年来,中国肝癌规范化诊疗水平不断提升。单细胞测序、空间组学测序和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等多种新技术应用使得肝癌基础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相关创新研究日新月异,对肝癌生物学特性更加全面系统的了解有益于带动产学研和临床疗效的一系列突破,成为提高肝癌治疗效果的关键。随着FOLFOX-HAIC、LEAP-002和KEYNOTE-301等多项大规模前瞻性临床研究结果的公布,为术后和一线治疗失败的肝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局部治疗和全身系统治疗方案的推陈出新,新的转化研究(TALENTop和IBI305)进一步将中晚期肝癌转化为外科可切除的肝癌,使更多的肝癌患者有机会得到救治。本文就2022年度肝癌领域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胰腺癌恶性程度高,预后差,治疗手段有限,精准治疗是提高胰腺癌患者疗效的大势所趋。超过1/4的胰腺癌患者存在可治疗的靶点,主要包括KRAS突变、同源重组修复缺陷、融合基因改变、免疫微环境等四大类分子靶标,其中有恶性肿瘤家族史或个人史、年轻患者及腺泡细胞癌等胰腺癌患者更可能从精准治疗中获益。然而目前胰腺癌患者最终接受精准治疗的不足4%,肿瘤分子谱检测每有KRAS突变状态、肿瘤细胞含量、融合基因、胚系突变等关键信息缺失,精准治疗仍是一种小众治疗手段。因而有必要建立精准检测技术规范,打造专业化的精准分析团队,强调多中心协作从而积累循证医学证据,推动胰腺癌精准治疗从小众走向主流,造福于广大胰腺癌患者。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胰腺癌精准治疗可改善患者预后,延长生存期。2019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报道了针对具有BRCA1或BRCA2胚系突变的晚期胰腺癌进行多聚二磷酸腺苷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维持治疗的POLO研究,从而拉开了胰腺癌精准治疗的序幕。2020年,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Pishvaian等报道了“知道您的肿瘤(Know Your Tumor,KYT)”计划。结果表明,在1 856例胰腺癌患者中,具有可治疗靶点且匹配对应治疗的患者(46例,中位生存期为2.58年)其预后明显优于具有可治疗靶点但未匹配对应治疗的患者[143例,中位生存期为1.51年,风险比(hazard ratio,HR) = 0.42,P = 0.004]以及无可治疗靶点的患者(488例,中位生存期为1.32年,HR = 0.34,P<0.000 1)。然而,具有可治疗靶点但未匹配对应治疗的患者的预后却与无可治疗靶点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10)。这项真实世界研究表明,对有可治疗靶点的胰腺癌实施精准治疗可将胰腺癌患者的生存期延长1年以上。目前胰腺癌精准治疗的靶标包括KRAS突变状态(KRAS野生型,KRAS G12C突变)、同源重组修复缺陷(BRCA1/2、PALB2、ATM/ATR/ATRX、CHEK2、CDK12、RAD51、NBN、BLM、FANC、RAD51/51C、RAD50、BAP1、BARD1、BRIP1和MRE11)、融合基因改变(NTRK、NRG1、ALK、RAF、RET、MET、FGFR2/3和ROS)、免疫微环境[MSI-H、TMB和MMR-D(MLH1、MLH3、MSH2、MSH3、MSH6、PMS1、PMS2、POLE和EPCAM)]、其他[BRAF、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等。由于胰腺癌精准治疗靶点相对有限且分布不集中,患者存在生存期短以及标本难获得等劣势,因而有必要建立专业化的精准分析团队,进而推动胰腺癌精准治疗的发展。相信随着业内对精准治疗的重视,胰腺癌的精准治疗必将迎来春天。
膀胱癌(bladder cancer,BCa)是泌尿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目前对于BCa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基因和蛋白质层面进一步阐释了BCa发生、发展的驱动因素,更加深入地对肿瘤微环境的结构及相互作用进行了探索。BCa的早期诊断指标尿核基质蛋白22(nuclear matrix protein 22,NMP22)存在较大的临床限制,新的生物标志物在不断地被发现,促使早期诊断更加精准。BCa的综合治疗取得了重大突破,包括在以顺铂为基础的一线化疗上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抗体药物偶联物的应用,以及在不同的BCa发展阶段这些药物的联合应用等。为了更好地总结近期取得的研究成果,现对2022年度BCa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背景与目的:肺癌发病机制具有多样性,但一经确认,往往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本文通过探讨肺癌组织和外周血中抑癌基因(p53)、蛋白基因产物(PGP9.5)、转录因子(SOX2)、肿瘤相关基因编码蛋白(GAGE7)、解旋酶(GBU4-5)和黑色素瘤抗原(MAGE A1)蛋白水平的相关性,同时分析其在肺癌诊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并分析2018年5月—2020年5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确诊的100例肺癌患者的病历资料,临床TNM分期Ⅰ期25例,Ⅱ期45例,Ⅲa期30例;非小细胞肺癌80例,小细胞肺癌20例;取手术切除的肿瘤组织和癌旁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上述6种蛋白的水平,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法检测其基因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外周血中6种蛋白的抗体阳性情况。结果:肿瘤组织中p53、PGP9.5、SOX2、GAGE7、GBU4-5和MAGE A1蛋白的阳性率和基因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P<0.05);将其与肿瘤的临床病理学特征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肿瘤组织和外周血中的p53、PGP9.5、SOX2、GAGE7、GBU4-5和MAGE A1蛋白的阳性率和基因表达水平与肿瘤TNM分期和分化级别有关(P <0.05),而与患者性别、年龄、肿瘤直径、病理学类型无关(P>0.05)。肿瘤组织中6种蛋白的表达水平与外周血清表达具有较好的一致性(P>0.05)。结论:肺癌肿瘤组织和外周血中p53、PGP9.5、SOX2、GAGE7、GBU4-5和MAGE A1蛋白表达阳性与肿瘤TNM分期及分化级别密切相关。
黑色素瘤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早期黑色素瘤经手术切除多可治愈,但对于高危型病例(ⅡB~Ⅳ期),辅助治疗是延长患者生命、改善预后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系统治疗药物的蓬勃发展,对于Ⅲ期可切除病例的围手术期治疗理念不断发生变化。本文着眼于外科手术规范及对预后的影响、术后辅助治疗选择、新辅助治疗的进展等热点问题进行梳理,并结合来源于中国患者的治疗数据进行分析讨论,希望为中国Ⅲ期黑色素瘤的围手术期治疗选择提供新的思路。
随着精准医学概念的提出,肿瘤作为一类高度异质性的疾病,其个体化治疗已成为精准医学的一个关键领域也受到更多关注。近期提出的类器官模型为肿瘤的基础研究和个体化治疗带来了新突破。类器官指从干细胞或器官祖细胞来源,以类似体内细胞分化的方式组织成的器官特异性的细胞集合。肿瘤类器官指利用原代恶性细胞经过体外3D培养构建的恶性细胞团,在体外培养条件下可持续增殖,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代肿瘤的病理学形态特征、基因组与转录组特征、药物敏感性及恶性细胞间异质性,为体外肿瘤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尤其在预测患者药物敏感性、药物高通量筛选等方面有巨大潜力,为肿瘤个体化治疗作出了贡献。但该模型仍存在不足,如无法重现体内肿瘤微环境等,使其在临床等方面的应用受限。目前将肿瘤类器官与其他肿瘤成分共培养、与微流控设备和生物打印技术等联合应用将有望弥补其缺陷、突破肿瘤治疗领域的瓶颈。本文将常用肿瘤研究模型的特点进行对比,总结部分肿瘤类器官的培养方法,并描述了肿瘤类器官的临床相关应用,最后对其与其他技术联合应用进行了叙述,并对未来肿瘤类器官的发展方向予以展望。
背景与目的:约60%的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在晚期才被确诊,因而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目前临床上常用于HCC诊断的血清标志物的灵敏度均偏低。本研究通过分析血浆外泌体蛋白质组的表达差异,鉴定可能用于HCC诊断的候选外泌体蛋白质标志物。方法:首先,采用鸟枪法蛋白质组质谱分析方法,对发掘人群[包括4名健康对照者(healthy control,HC)组和4例HCC患者组]的血浆外泌体进行全蛋白质组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并筛选差异表达蛋白质。然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在独立的验证人群[包括56例HCC患者组、20例肝硬化(liver cirrhosis,LC)患者组和48名HC组]中进行验证实验,并评估候选蛋白质分子在HCC诊断中的潜在价值。结果:在发掘人群中,共鉴定到1 434种血浆外泌体蛋白质,其中的CD48蛋白在HCC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HC组个体。进一步采用ELISA在独立验证人群中证实CD48蛋白在HCC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LC和HC个体,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886。当联合检测血浆外泌体中的CD48蛋白和血浆中的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时,AUC可提升至0.970。结论:血浆外泌体中的CD48蛋白可能作为HCC的候选诊断标志物,当其与AFP联合应用时可能进一步提高HCC的临床诊断能力。
嵌合抗原受体T(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AR-T)细胞治疗作为一种肿瘤免疫疗法已经在血液系统肿瘤的临床治疗中取得良好效果。然而,由于实体瘤缺乏肿瘤特异性抗原,大多数CAR-T细胞以同样在机体其他正常组织器官中广泛表达的肿瘤相关抗原作为识别靶点,导致脱靶效应的产生,严重时甚至会危及患者生命。由于脱靶效应的存在,CAR-T细胞治疗在实体瘤治疗领域中的应用受到严重限制。为克服CAR-T细胞治疗中脱靶效应的影响,可以利用肿瘤微环境中氧含量低的特点,设计缺氧敏感型CAR-T细胞,使其仅在乏氧的肿瘤微环境中表达靶向肿瘤相关抗原的CAR,从而避免CAR-T细胞对正常组织器官的“误伤”。本文综述缺氧敏感型CAR-T细胞构建的常用元件和思路,梳理近年来构建缺氧敏感型CAR-T细胞的研究进展,有望加强CAR-T细胞治疗的安全性,提高CAR-T细胞在实体瘤治疗中的效果。
恶性肿瘤是近年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人类预期寿命的最重要原因,其治疗效果差,预后不良。二甲双胍为2型糖尿病首选的降糖药物,其抗肿瘤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同行的认可。然而,目前国内外缺乏独立的临床指南、共识及大型前瞻性临床试验。本共识旨在为二甲双胍在抗肿瘤方面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对于大多数合并2型糖尿病的恶性肿瘤患者,推荐联合使用二甲双胍治疗,可以辅助抗肿瘤及增强化疗药物敏感性,降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转移率,从而降低死亡率;对于少部分合并2型糖尿病的恶性肿瘤患者,不推荐也不反对使用二甲双胍,如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阴性或三阴性乳腺癌;对于大部分不合并糖尿病的恶性肿瘤患者,不推荐使用二甲双胍,如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等;而对于极少部分不合并糖尿病的恶性肿瘤患者,在充分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可使用二甲双胍。
类器官作为一种良好的体外研究模型,在生物医学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通过采用各种组织培养技术开发自组装的3D结构,类器官可重现器官固有结构中细胞的高度复杂性,因此被广泛用于研究调节机体发育和疾病的机制、高通量药物筛选及个性化治疗等。为更好地重现微环境内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共培养策略已经扩展到更多的细胞类型,共培养策略的迅速发展使类器官技术的应用前景更加广阔,并为治疗人类疾病和再生医学开辟了新的道路。本文阐述共培养策略在类器官生成中的作用,并重点介绍不同细胞成分及微生物组与类器官共培养的应用,以期为构建开发具有更高体内模拟程度的类器官提供参考和帮助。
随着乳腺癌综合治疗水平的提高和抗肿瘤药物的不断发展,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情况有了明显改善。乳腺癌进入精细分类、精确分层的新阶段,2022年晚期乳腺癌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各亚型治疗有了新的变化,研究结果影响诊疗指南,改变临床实践。激素受体阳性晚期乳腺癌的研究重点在于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和6(cyclin-dependent kinase 4 and 6,CDK4/6)抑制剂治疗失败患者的治疗。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治疗中新型抗HER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成为研究热点。晚期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中免疫治疗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靶向Trop-2的ADC取得了一定疗效。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属于特定人群,ADC治疗正在改变临床实践模式。本文对2022年度不同类型晚期乳腺癌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以期更好地指导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改善患者预后。
背景与目的:外泌体是介导肿瘤微环境中肿瘤细胞与受体细胞间相互作用的重要信使。然而,细胞外泌体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在脑胶质瘤干细胞(glioma stem cell,GSC)和脑胶质瘤细胞的细胞间通信中的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探究外泌体衍生的lncRNA对脑胶质瘤增殖、迁移、侵袭和干细胞特性的影响。方法:从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the Chinese Glioma Genome Atlas,CGGA)和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下载包含低级别脑胶质瘤(low-grade glioma,LGG)和高级别脑胶质瘤(high-grade glioma,HGG)lncRNA表达数据的数据集,识别LGG和HGG组织之间的差异表达lncRNA(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DelncRNA),并分析HOXA-AS2水平与胶质瘤患者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之间的关系。从人胶质瘤细胞系SHG44中分离GSC,用流式细胞术检测CD133+富集的细胞,再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干细胞相关蛋白(CD133、SOX2和OCT4)的表达水平。提取和识别SHG44-GSC衍生的外泌体,并用PKH26细胞膜染料进行荧光标记;再将转染了Cy3标记HOXA-AS2的SHG44-GSC与SHG44细胞进行间接共培养;后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检测SHG44-GSC和SHG44-GSC衍生外泌体中HOXA-AS2的水平。使用pLVX-IRES-PURO HOXA-AS2慢病毒质粒和含靶向HOXA-AS2质粒的慢病毒shRNA进行慢病毒转染。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ell counting kit-8,CCK-8)和transwell实验检测SHG44-GSC衍生的外泌体HOXA-AS2对SHG44细胞增殖和侵袭能力的影响。结果:HOXA-AS2在胶质瘤中呈现高表达,且与患者较差的OS相关(P<0.01)。SHG44-GSC中CD133+细胞比例明显高于SHG44细胞(P<0.000 1),SHG44-GSC中干细胞相关蛋白(CD133、SOX2和OCT4)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亲代SHG44细胞(P<0.000 1),并且SHG44-GSC中HOXA-AS2水平显著升高(P<0.000 1)。PKH26标记的外泌体被SHG44细胞吸收,且SHG44细胞中可观察到Cy3标记的HOXA-AS2;HOXA-AS2 OE转染的SHG44-GSC细胞(SHG44-GSC/HOXA-AS2 OE)和SHG44-GSC/HOXA-AS2 OE衍生的外泌体(SHG44-GSC/HOXA-AS2 OE-Exo)中HOXA-AS2水平显著升高(P<0.01),在与SHG44-GSC/HOXA-AS2 OE细胞共培养的SHG44细胞中HOXA-AS2水平显著升高(P<0.01)。SHG44-GSC/HOXA-AS2 OE-Exo可显著促进SHG44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结论:来自SHG44-GSC的外泌体HOXA-AS2能显著促进胶质瘤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和干细胞特性,提示HOXA-AS2可能是脑胶质瘤潜在的治疗靶点。
CD30可在多种淋巴瘤中表达,其中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CHL)和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naplastic large cell lymphoma,ALCL)最为常见。近年来,靶向CD30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维布妥昔单抗已获批应用于复发/难治性CHL和ALCL患者的治疗,并取得显著疗效。然而,该靶向治疗药物能否使其他类型淋巴瘤患者获益目前尚不明确,精确评估CD30表达水平对此类淋巴瘤患者的临床试验和个体化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CD30检测仍主要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方法,尚缺乏统一、规范的检测流程及结果判读标准。本文通过分析CD30的检测现状,联合多中心研究探索CD30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流程及结果判读方法,并结合文献和专家经验,最终达成淋巴瘤CD30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及结果判读共识,希望能有助于淋巴瘤CD30表达的规范化检测。
背景与目的:中国及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恶性黑色素瘤(malignant melanoma,MM)患者的预后显著低于欧美人群,主要是因为肢端型黑色素瘤(acral melanoma,AM)无论是在生物学行为、临床特征、预后以及药物的疗效(主要是免疫治疗)上都差于皮肤型黑色素瘤(cutaneous melanoma,CM)。近5年在MM外科治疗和药物辅助治疗选择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本文回顾性分析近5年单中心经手术治疗的AM及CM患者的生存变化和相关的独立预后因素。方法:对2017—2021年在复旦大学肿瘤医院黑色素瘤诊治中心接受外科治疗的MM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通过病史回顾和随访收集患者完整的基本信息、原发灶特点、淋巴灶转移特征和生存状态,剔除黏膜型、原发不明、随访时间短于6个月的病例。通过生存分析和多因素分析,探讨患者生存的差异和相关预后因素。结果:本研究共入组585例黑色素瘤患者,其中AM 397例,CM 188例。中位年龄59(19~89)岁,女性占54%。AM和CM在性别、年龄、原发灶位置、基因突变分布和辅助治疗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Breslow深度、溃疡、淋巴结转移等肿瘤负荷因素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中位随访时间为24个月,中位无疾病生存期为36个月,1、2年无复发生存期(relapse-free survival,RFS)分别为75.6%和61.2%。但两亚型的预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M中RFS的独立风险因素包括:原发灶溃疡(HR=2.265,95% CI:1.257~4.080),NRAS基因突变(HR=1.816,95% CI:1.211~2.725),较晚的N分期(N1、N2、N3相较N0的HR分别为1.850、4.085、4.191);保护因素为女性(HR=0.636,95% CI:0.433~0.933)和上肢原发灶(HR=0.259,95% CI:0.105~0.639)。CM中RFS的独立风险因素包括:原发灶溃疡(HR=4.073,95% CI:1.718~9.654),较晚的N分期(其中N3期的HR=5.482,95% CI:2.385~12.601)。结论:预后分析发现,原发灶的肿瘤负荷仍旧与CM和AM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而NRAS基因的突变状态则提示AM预后更差。
背景与目的:口腔黏膜恶性黑色素瘤(oral mucosal melanoma,OMM)是一类高度恶性的实体肿瘤,其远处转移率约40%,其中肺是最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本研究旨在探讨OMM肺转移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以期找到肺转移OMM最佳的治疗模式。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2021年1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确诊的肺转移OMM病例,总结胸部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的影像学特征,采用Kaplan-Meier方法进行生存分析。结果:88%的OMM患者在术后2年内确诊肺转移,其中第1年22例(52%),第2年15例(36%);71%的患者胸部CT表现为大小不一、多发、圆形或椭圆形结节,寡转移少见(10%);不按期随访(P = 0.009)、合并局部复发(P = 0.037)、合并胸腔积液(P = 0.042)以及未行免疫治疗(P = 0.000)会显著缩短患者的生存期。合并复发的患者对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免疫治疗的应答显著降低(P = 0.009),PD-1单药治疗的中位生存期只有10个月,联合抗血管靶向药物后中位生存期可延长至19个月(P=0.019)。结论: OMM易发生肺转移,即使小于1 cm的微小结节也可以发生转移灶。OMM转移最常发生在术后1~2年内,定期随访一定程度上能及早发现转移病灶从而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既复发又转移的OMM患者接受单纯免疫治疗往往效果欠佳,联合抗血管靶向治疗也许会有更好的治疗结局。
背景与目的:肿瘤心脏病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主要关注与肿瘤治疗相关的心血管毒性的管理,在过去十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研究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国内外肿瘤心脏病学领域热点和趋势,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和中国知网即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使用CiteSpace软件对2012—2022年国内外肿瘤心脏病学领域研究的发文量、国家、机构、作者、高被引文献、关键词进行分析。结果:筛选后共纳入4 287篇英文文献,1 165篇中文文献。目前国外肿瘤心脏病学领域的文献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而中国以2016年为界,产生了“缓慢发展期”和“快速发展期”。美国是Web of Science中发文量最多的国家,约占总数的34.21%,其次是中国、意大利等。国内外发文量最多的机构分别是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外以Bonnie KY、Ana Barac、Paaladinesh Thavendiranathan等为主要贡献者,国内以夏云龙、张宇辉、程蕾蕾等为主要贡献者。Web of Science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是来自欧洲心脏病学会的关于癌症治疗和心血管毒性的立场声明,反映了专业协会的指南和共识常作为一个学科中被广泛引用的文献可直接影响临床实践。国外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heart failure”、“breast cancer”、“cardiotoxicity”等,国内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心脏毒性”、“心脏肿瘤”、“阿霉素”等。“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心肌炎”是近3年的突现词,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国外主要关注肿瘤心脏病的发生机制、肿瘤心脏病的防治,国内则更多地关注抗肿瘤治疗引起的心脏毒性,如“化疗”、“阿霉素”、“多柔比星”、“蒽环类”等。 结论: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抗肿瘤治疗引起的心脏毒性、肿瘤心脏病的防治、肿瘤心脏病的筛查与诊断等;建立多学科参与的诊疗模式,关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心肌炎及肿瘤心脏病的全程管理是未来关注的方向。
背景与目的: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2020年已成为全球新发病例最多的癌症。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阳性型乳腺癌约占所有乳腺癌病例数的20%,是一种复发转移率高的分子分型。因此,探索HER2阳性型乳腺癌相关生物标志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探讨circ-0003910在HER2阳性型乳腺癌组织和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和定位,阐明circ-0003910对乳腺癌细胞迁移和侵袭的影响,探索高表达circ-0003910对乳腺癌细胞蛋白质组学的影响。方法:通过高通量环状RNA(circular RNA,circRNA)芯片筛选在HER2阳性乳腺癌细胞中差异表达的circRNA,选择显著高表达的circRNA作为研究目标;RNA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实验检测circ-0003910的亚细胞定位;采用BaseScope实验分析circ-0003910在乳腺癌组织中表达水平及临床诊断意义;通过体外转染克隆质粒和siRNA构建过表达和敲低circ-0003910的乳腺癌细胞;采用transwell迁移和侵袭实验检测circ-0003910对乳腺癌细胞迁移和侵袭的影响;通过TMT定量蛋白质组学技术,初步探索circ-0003910促进乳腺癌细胞迁移和侵袭的分子机制。结果:CircRNA芯片分析显示,在HER2阳性乳腺癌细胞和正常乳腺细胞中共筛选出1 843个差异表达的circRNA(fold change≥2,P<0.05),其中上调的circRNA有845个,下调有998个。与正常乳腺上皮细胞相比,circ-0003910在HER2阳性乳腺癌细胞中的差异表达倍数为24.39。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实验结果显示,circ-0003910在HER2阳性乳腺癌细胞中表达水平高于其他分子分型乳腺癌细胞;BaseScope实验结果表明,circ-0003910分布于HER2阳性乳腺癌细胞的细胞质和细胞核,但主要定位于细胞质中。过表达circ-0003910促进MDA-MB-231乳腺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敲低circ-0003910抑制SK-BR-3乳腺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蛋白质组学鉴定结果显示,过表达circ-0003910后,共有197个蛋白表达发生改变,其中104个蛋白质上调,93个蛋白质下调。GO和KEGG富集分析提示,差异表达蛋白质参与细胞黏附分子合成和癌症中转录失调等重要生物学进程。结论:Circ-0003910在HER2阳性乳腺癌细胞中表达上调,能够促进乳腺癌细胞迁移和侵袭,可能是HER2阳性乳腺癌新的生物标志物和抗肿瘤转移治疗靶点。
背景与目的:近年来,胰腺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调强放射治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已被广泛应用于胰腺癌的治疗,但多数胰腺癌IMRT的剂量学研究的处方剂量都小于60 Gy。本研究旨在探究局部晚期胰腺癌(locally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LAPC)患者75 Gy同步加量放射治疗的剂量可行性并比较共面IMRT(coplanar IMRT,CO-IMRT)与非共面IMRT(non-coplanar IMRT,NC-IMRT)技术的剂量学差异。方法:纳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8年1月—2021年12月收治的符合入组标准的10例接受同步加量放射治疗的LAPC患者,处方剂量为50 Gy的计划靶区(planning target volume,PTV),记为PTV50 Gy,处方剂量为75 Gy同步加量的PTV,记为PTV75 Gy,靶区照射分次均为25次。为每例患者分别设计CO-IMRT和NC-IMRT计划。同1例患者两种计划的射野数、处方剂量和危及器官(organs at risk,OAR)的优化条件完全相同。统计CO-IMRT和NC-IMRT计划的靶区剂量分布、适形性指数(conformity index,CI)、均匀性指数(homogeneity index,HI)、OAR剂量学结果、出束时间和机器跳数(monitor units,MU)。评估靶区是否满足临床要求以及OAR剂量限值是否符合临床正常组织效应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normal tissue effects in the clinic,QUANTEC)要求,并比较CO-IMRT计划与NC-IMRT计划之间的剂量学差异。结果:CO-IMRT和NC-IMRT均可达到靶区剂量覆盖要求并满足QUANTEC的剂量限值要求。两种PTV的CI、HI、出束时间和MU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左侧肾Dmean[(10.15±1.53)Gy vs(9.29±1.78)Gy,P<0.05]、左侧肾V12[(32.74±7.45)% vs(26.03±8.97)%,P<0.05]、右侧肾Dmean[(7.37±2.41)Gy vs(6.62±2.37)Gy,P<0.05]、右侧肾V12[(22.27±10.30)% vs(14.94±8.62)%,P<0.05]、肝V30[(6.37±4.05)% vs(5.47±3.70)%,P<0.05]、小肠V30[(9.96±6.66)% vs(8.73±6.19)%,P<0.05]、小肠V45[(1.15±0.71)% vs(0.96±0.61)%,P<0.05]、胃V45[(5.37±3.96)% vs(4.52±3.32)%,P<0.05]、大肠V30[(13.18±4.95)% vs(9.19±4.94)%,P<0.05]指标上,NC-IMRT显著优于CO-IMR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脊髓Dmax、肝Dmean、双侧肾V20、双侧肾V28、小肠Dmax、胃Dmax和十二指肠V55(mL)指标上,CO-IMRT与NC-IMRT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75 Gy同步加量放射治疗治疗LAPC时,CO-IMRT和NC-IMRT均能达到靶区剂量覆盖要求并满足OAR剂量限值。在不影响靶区剂量覆盖质量的前提下,NC-IMRT在双肾、肝和胃肠道的剂量分布上更有优势,能够更好地保护OAR,降低放射治疗对胃肠道、肝和肾的毒性。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上海市
名誉主编:汤钊猷、曹世龙、沈镇宙
主编:邵志敏
国内统一刊号:CN 31-1727/R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7-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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