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与尿路上皮癌(urothelial carcinoma,UC)的疗效及患者预后密切相关。HER2是多种肿瘤的重要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抗HER2抗体药物偶联物对HER2过表达的UC患者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因此深入了解中国UC患者HER2表达及其特点,对于指导治疗决策、优化治疗方案和实现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充分探究中国UC患者的HER2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相关性。方法:本研究是一项多中心研究,回顾性纳入了中国5个地理区域(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和西北)共8个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2023年1月—2024年3月采集组织样本的UC患者。纳入标准:① 年龄18岁以上;② 经组织病理学或细胞学检查确诊的UC;③ 需有肿瘤原发灶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IHC)检测HER2表达的完整资料。排除标准:① 已确诊合并其他部位肿瘤者;② 医师评估其他不适合纳入本研究的情况。收集患者的HER2 IHC检测结果及疾病信息,根据《中国尿路上皮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检测临床病理专家共识》的标准对HER2表达进行判读,将HER2 2+及3+定义为HER2过表达。分析HER2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联。本研究已获得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编号:2301268-12),并于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注册编号:ChiCTR2300069746)。结果:共纳入1 054例UC患者,其中以膀胱UC为主(n=807,76.6%),平均年龄为(66.8±10.5)岁,多数(78.5%)患者为男性。HER2过表达率为58.4%(n=616),此外还有23%的患者为HER2 1+表达(n=242),少数(n=196,18.6%)患者为HER2零表达。HER2表达与多种临床病理学特征存在显著关联,包括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分、心脑血管疾病病史、脂代谢病病史、吸烟史、UC疾病部位、分化程度、病理学类型和肿瘤分期。结论:本多中心回顾性分析显示,中国UC患者中HER2表达普遍存在,过表达率达58.4%,并且HER2表达与多种临床病理学特征密切相关。因此,准确评估UC患者的HER2表达对于指导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膀胱癌是常见的泌尿系统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近年来,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膀胱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提高早期膀胱癌的检出率并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既可改善患者的预后和生存质量,又能减轻其经济负担,但目前中国尚缺乏膀胱癌早诊早治的统一规范。因此,中国肿瘤医院泌尿肿瘤协作组的相关专家,根据近年的膀胱癌国内外指南、研究进展和临床实践经验,通过专家会议讨论、德尔菲问卷调查等形式,对专家意见进行调查汇总、归纳整理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膀胱癌早诊早治专家共识(2024年版)》。希望通过本共识,推进中国膀胱癌早诊早治的规范化,也为相关临床工作者提供相应的指导意见和规范依据。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Practice guideline REgistration for transPAREncy,PREPARE)上注册,注册号为PREPARE-2024CN458。
神经内分泌肿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s,NENs)是一类起源于肽能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具有神经内分泌分化特性并表达神经内分泌标志物的少见肿瘤,可发生于全身各处,以肺和胃肠胰最为常见。国内外研究均显示,NENs的发病率在不断上升。NENs的异质性较高,可起源于多个组织和器官,包括垂体、甲状腺、甲状旁腺、皮肤、支气管肺及胸腺、胃肠胰、肾上腺、生殖泌尿器官等,且同一组织或器官起源的NENs分类、分级不同时,亦有显著不同的生物学行为。NENs的高度异质性决定其诊断的困难和复杂性,除了临床症状,还需包括特殊的生物标志物、内镜、超声、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等常规影像学检查以及各种功能影像学检查手段进行整合诊断。此外,NENs的治疗方式也涵盖了内镜治疗、外科治疗、介入治疗、药物治疗、放疗及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peptide receptor radionuclide therapy,PRRT)等多种手段。治疗策略的制定既要遵循指南规范,又要在多学科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协作整合诊治的基础上进行个体化选择。2024年,中国抗癌协会神经内分泌肿瘤专业委员会再次组织本领域相关专家,在《中国抗癌协会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治指南(2022年版)》、其他相关国内外指南和共识、以及最新临床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抗癌协会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治指南(2025年版)》。本指南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Practice guideline REgistration for transPAREncy,PREPARE)上注册,注册编号为PREPARE-2024CN1158。2025年版指南对2022年版指南相应内容进行更新及修订,并进一步扩充了除胸部和胃肠胰以外的NENs,包括垂体神经内分泌瘤(pituitary neuroendocrine tumors,PitNETs)、甲状腺髓样癌(medullary thyroid carcinoma,MTC)、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pheochromocytoma and paragangliomas,PPGLs)及Merkel细胞癌(Merkel cell carcinoma,MCC)的诊治推荐,以期为临床工作者提供参考。
镥-177标记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放射性配体疗法(177Lu-labeled prostate-specific membrane antigen radioligand therapy,177Lu-PSMA-RLT)是一种通过精准地向前列腺癌细胞递送177Lu释放的β射线,引发肿瘤细胞DNA的辐射损伤从而杀灭肿瘤的创新治疗方法。现阶段国内外多个前列腺癌领域权威指南与共识推荐其用于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etastatic castrate-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mCRPC),国内尚未见关于177Lu-PSMA-RLT治疗前列腺癌的临床实践路径和用药规范的报道。本共识由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核医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共同发起,结合现有的 177Lu-PSMA-RLT注册研究结果、真实世界数据及国内外放射性核素临床治疗经验,根据牛津循证医学中心临床证据推荐等级和证据级别来评价不同级别的证据,在适应证、患者筛选、用药不良反应、随访和辐射安全等方面给出推荐意见。本共识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177Lu-PSMA-RLT治疗前列腺癌的临床参考,为进一步制订行业相关指南奠定基础。
奥沙利铂是多种恶性肿瘤治疗的基石药物。超敏反应是奥沙利铂令人困扰的不良反应之一,可能危及患者生命,常迫使医师停用奥沙利铂,转寻其他替代方案,而这些替代方案可能效果更差、耐受性更低和(或)价格更昂贵。奥沙利铂超敏反应主要表现为经典的Ⅰ型过敏反应,另外还包含细胞因子释放反应及混合型。临床上最关注的是严重过敏反应的管理以及针对发生超敏反应后奥沙利铂再挑战的问题。因此,本专家组基于国内外循证医学证据,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对奥沙利铂超敏反应的定义、临床特征、诊断、分类与分级标准、处理以及再挑战进行充分的评估与讨论,最终形成《奥沙利铂超敏反应全程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以便进一步规范对奥沙利铂超敏反应的全程管理。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Practice guideline REgistration for transPAREncy,PREPARE)上注册,注册编号为 PREPARE-2024CN371。
乳腺癌较易发生脑转移,其发生率在恶性肿瘤中仅次于肺癌。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脑转移发生时间早、发生率高,且患者预后差。TNBC脑转移治疗的难点在于缺少靶向药物以及药物较难透过血脑屏障,以致全身治疗效果欠佳。目前包括手术和放疗在内的局部治疗仍是脑转移瘤的主要治疗手段,手术治疗能快速缓解脑转移患者的神经系统压迫症状,此外,手术联合放疗较单纯手术治疗或单纯放疗可改善脑转移患者预后。在放疗方面,全脑放疗(whole-brain radiation therapy,WBRT)是颅内多发转移、脑膜转移的标准治疗,WBRT可改善多发脑转移患者的生存情况,但会影响患者认知功能,要注意海马回的保护,因此对于有限数目脑转移的患者,脑部立体定向放疗已经取代全脑放疗。然而局部治疗难以有效地控制脑转移的进展且并发症较多,需辅以全身治疗等支持治疗。卡培他滨、顺铂等化疗药物可透过血脑屏障但其疗效有限,因此新型靶向药物的研发及新靶点的探索是TNBC脑转移研究的方向。近年来研究发现,携带BRCA基因突变的患者有更高的脑转移风险,脑转移患者BRCA突变比例亦较高。目前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polymerase,PARP]抑制剂可用于晚期胚系BRCA1/2突变的TNBC患者,且可突破血脑屏障。Ⅲ期EMBRACA临床研究显示,PARP抑制剂talazoparib可使BRCA1/2突变的脑转移亚组获益。此外,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德曲妥珠单抗也可透过血脑屏障,DEBBRAH等临床研究显示,德曲妥珠单抗在HER2阳性乳腺癌脑转移患者中疗效显著,在HER2低表达患者中研究目前还未达到终点,其在TNBC脑转移治疗中的效果令人期待。戈沙妥珠单抗为靶向TROP-2的新型ADC药物,Ⅲ期ASCENT临床研究显示在总体人群(包括脑转移患者)中戈沙妥珠单抗组与化疗组相比可显著延长晚期TNBC患者无进展生存期。肽-紫杉醇共轭物ANG1005已经在Ⅱ期临床研究中显示其对TNBC脑转移患者有疗效。另外,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号转导通路抑制剂、脂肪酸合酶抑制剂以及药物递迭系统等药物成为TNBC脑转移患者潜在的治疗方案。虽然Impassion 130研究结果显示,免疫治疗在TNBC脑转移无获益趋势,但基础研究显示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协同作用,目前有多项临床试验(NCT03483012、NCT03449238等)正在探索放疗与免疫治疗在乳腺癌脑转移中的疗效,结果令人期待。本文就TNBC脑转移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脑膜转移(leptomeningeal metastasis,LM)是实体瘤患者的严重晚期并发症,常见于肺癌、乳腺癌及黑色素瘤患者中。近年来,由于诊断技术的进步,LM的诊出率逐渐上升。LM治疗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患者的神经功能,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总生存率并延长无进展生存期。鞘内注射治疗是LM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能够直接将药物递送至蛛网膜下隙。传统的鞘内注射化疗药物包括甲氨蝶呤、阿糖胞苷及塞替哌等。随着新药研究的开展,多种化疗药物、靶向药物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也被尝试用于鞘内注射治疗。此外,不同的鞘内给药方式也给患者带来新希望。本文将对鞘内注射治疗LM的临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自2000年以来呈缓慢增长趋势。尽管诊疗水平的提升促使胰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相较于50年前有了一定提高,但仍是预后不容乐观的恶性肿瘤之一。步入2024年,胰腺癌早期筛查策略、疾病机制探索、临床诊疗方案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进展,并显示出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早期筛查方面,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赋能胰腺癌早诊、早筛,使临床诊疗踏上新台阶;此外,液体活检等技术的准确率提升,为胰腺癌早筛提供了新方向。疾病发病机制研究方面,3D基因组映射技术揭示了胰腺导管上皮内瘤变(pancreatic intraepithelial neoplasm,PanIN)的多克隆起源和遗传异质性。基础研究方面,模拟胰腺癌独特结构特征的分支器官模拟系统为胰腺癌体外研究提供了新模型;肿瘤重要代谢物乳酸将胰腺癌代谢微环境与表观遗传学改变联系在一起,揭示了潜在治疗靶点;组蛋白H3K36三甲基转移酶SETD2缺陷导致胰腺癌内源性表观遗传失调,并促进线粒体氧化磷酸化(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OXPHOS)和肿瘤进展;基质细胞与癌细胞间信号分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PDGFR)轴形成双向分泌回路,或能成为治疗新靶点;嵌合抗原受体巨噬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macrophage,CAR-M)靶向c-MET的疗法展现出与化疗药物协同增效的潜力;胰腺癌微环境中的巨噬细胞通过CCL5/TRAF6/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通路促进胰腺癌恶病质进展,表明巨噬细胞有望成为预测及干预胰腺癌恶病质发生、发展的有效靶点。诊疗方面,新辅助化疗后手术可改善可切除与交界可切除患者的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但仍需进一步优化新辅助化疗方案;首个临床有效的KRASG12D靶向药物已见报道,广谱KRAS突变体抑制剂研究不断涌现;通过糖酵解相关评分(glycolysis-related scores,GRS)进行患者分层能够进一步指导治疗方案选择;“智能外泌体”(ExoSmart)通过增强细胞摄取能力协助提高化疗效果;免疫治疗联合化疗临床试验的实施,有望协同提高胰腺癌疗效;派安普利单抗和安罗替尼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吉西他滨(PAAG)在一线转移性胰腺癌(metastatic pancreatic cancer,mPC)患者中显示出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靶向KRAS突变编码新抗原的癌症疫苗ELI-002 2P能够诱导抗肿瘤免疫反应;溶瘤腺病毒疗法能够协同化疗药物提高晚期胰腺导管腺癌患者的疗效。本文就2024年度胰腺癌基础研究和诊疗领域的最新重大进展进行综述。
肿瘤类器官是指来源于患者肿瘤组织的三维结构模型,拥有与亲代肿瘤类似的基因谱系和病理学特征,能够较为准确地模拟肿瘤在体内的微观形态和生长情况,是肿瘤研究的新型体外模型,在研究肿瘤分子生物学特征、高通量筛选药物、指导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近年来,细胞共培养、血管化和微流控等技术与类器官模型的融合发展,催生了器官芯片(Organ-on-a-Chip,OoC)等新工具的发展,促进了类器官模型在研究肿瘤耐药机制、筛选敏感药物和指导精准治疗临床试验等肿瘤基础和临床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然而,目前类器官模型还存在培养质量不稳定、高通量检测成本高、难以精确模拟肿瘤微环境和空间结构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克服技术瓶颈,使其更好地应用于肿瘤学研究,进一步提升肿瘤研究水平。本综述对肿瘤类器官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进行总结,在肿瘤类器官的最新应用方面,本文介绍疾病的建模、肿瘤创新药的研发及在个体化治疗方面的应用,并对近期开展的类器官相关临床研究进行汇总;此外,在肿瘤类器官的技术进展方面,本综述详细阐述开发新型培养装置、模拟肿瘤微环境、诱导血管生成等。综上,本综述梳理肿瘤类器官研究的最新进展、不足和未来发展方向,旨在为肿瘤类器官的研究提供参考。
由于传统抗肿瘤手段在临床应用中具有特异度低、不良反应大的缺点,新型的抗肿瘤免疫疗法受到关注并逐渐得以应用。肿瘤免疫疗法通过调节机体免疫系统,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以实现对肿瘤的控制和杀伤。肿瘤免疫疗法包括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过继细胞免疫治疗和肿瘤疫苗。其中,肿瘤疫苗通过递送肿瘤细胞特异性抗原刺激免疫系统产生特异性免疫细胞或抗体从而消除肿瘤细胞以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近年来,mRNA疫苗相关领域迅速发展,所需的mRNA在合成及制备方面的工艺日趋成熟,为肿瘤mRNA疫苗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mRNA具有易被降解、无法自主进入细胞等特点,此类疫苗需要合适的递送载体才能成功地被细胞摄取并发挥功效。因此,mRNA疫苗递送系统的发展成为其能否被更好地利用的关键,这也是在肿瘤治疗领域里mRNA疫苗能否被开发利用至临床阶段的重要一环。本文简要介绍肿瘤的免疫治疗方法、肿瘤疫苗种类和肿瘤mRNA疫苗的作用机制及制备方法,介绍用于肿瘤治疗的免疫疗法中mRNA疫苗及其常见的递送系统的研究进展和相关应用,并对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肿瘤mRNA疫苗进行归纳和整理,以期为今后针对肿瘤的mRNA疫苗的研究工作提供帮助。
中性粒细胞起源于骨髓,由骨髓干细胞增殖分化形成,是血液循环中最常见的多形核白细胞,约占成人外周血白细胞总数的70%。中性粒细胞也是人体内寿命较短的细胞之一,正常成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半衰期仅数小时,依赖骨髓的不断补充维持中性粒细胞的数量稳定。作为固有免疫系统的短效效应细胞,中性粒细胞参与多种炎症和免疫过程,并构建抵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在激活和调节先天性及适应性免疫反应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中性粒细胞主要与急、慢性炎症和抗感染过程相关,而由于其寿命较短和不可增殖的特性,一度忽视了其在癌症中的作用。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性粒细胞在癌症中的作用远超以往的认知。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的前列。全球范围内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严重威胁全世界女性的身心健康。最近有研究证实,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tumor-associated neutrophils,TANs)已成为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和转移过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TANs是由多种肿瘤源性细胞因子相互作用,刺激诱导中性粒细胞募集至TME中积累形成的。中性粒细胞的强可塑性和多样性赋予TANs促进和抑制肿瘤的双重潜能。TANs可通过促进肿瘤生长和转移、推动肿瘤新生血管生成、免疫抑制和生成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来促进乳腺癌进展。反之,TANs也可通过直接杀伤肿瘤细胞和参与形成抗肿瘤的免疫网络间接介导抗肿瘤反应。TANs相关的乳腺癌治疗已逐步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在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中。本综述回顾乳腺癌中TANs起源、形成、分型和功能机制方面的研究进展,并详细阐述TANs与乳腺癌的临床相关性,进一步结合近期乳腺癌中TANs的相关临床研究,系统总结针对乳腺癌患者靶向TANs的治疗策略,以期为乳腺癌中TANs作用机制研究和乳腺癌治疗提供新思路。
胃癌是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中国有超过7成的胃癌患者确诊时已进入进展期。对于侵犯邻近脏器的局部进展期胃癌而言,不仅诊断、手术困难,而且预后差,严重威胁着中国民众的健康。为进一步规范侵犯邻近脏器的局部进展期胃癌的临床诊疗,采用循证医学方法,聚焦国内外目前对于进展期胃癌侵犯邻近脏器的诊疗进展,以目前已有较高循证医学证据的临床研究结果为线索,探讨诊断、治疗及疗效评估模式等多个方面,在文献检索的基础上,进行质量等级评价、证据综合,并采用德尔菲问卷调查法,对进展期胃癌侵犯邻近脏器的临床诊疗过程中所共同关注的诊断方法、围手术期治疗、手术治疗及疗效评估等具体问题和热点,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议讨论、问卷调查等形式,经过4次对10多个不同地区、24家医院共计37名专家意见的调查汇总、归纳、梳理和总结,依托上海市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和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胃肠肿瘤专业委员会,形成了《侵犯邻近脏器的进展期胃癌的临床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以期为侵犯邻近脏器的进展期胃癌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探索提供帮助,并为一线医务人员临床实践等提供证据借鉴和规范依据,进而为后续的相关行业指南制定奠定基础。
内分泌治疗在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与患者的绝经状态密切相关。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关于乳腺癌患者绝经状态判断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针对绝经前患者添加卵巢功能抑制(ovarian function suppression,OFS)治疗后,雌二醇(estradiol,E2)数值仍超标,可能存在“真性”超标和“假性”超标两种情况,氟维司群、阿贝西利、依西美坦及他莫昔芬等内分泌治疗药物可能干扰E2测定结果,需要警惕检测性“假性”超标的可能性。第二,在判断OFS治疗下患者是否已进入生理性绝经状态时,需考虑化疗对绝经状态的影响、围绝经期内分泌变化的复杂性等因素。建议根据患者年龄及内分泌治疗方案,考虑转换治疗并定期监测血清E2和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水平,针对疑难情况可综合抗缪勒管激素(anti-Mullerian hormone,AMH)、抑制素B(inhibin B,INHB)和雄激素等指标进行评估。
近年来,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攀升,耐药性已成为目前癌症治疗的重大挑战。传统的单一化治疗方法并不能有效地应对肿瘤细胞的异质性及其多重耐药,常导致疗效不理想。药物联合治疗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疗策略,可通过多药协同作用提高疗效并延缓耐药性的发展。然而,传统的药物组合筛选方法耗时且成本高昂。随着数据的积累和计算方法的发展,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在癌症协同药物组合预测中展现出巨大潜力。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人员可以更高效地预测药物组合是否存在协同作用,降低实验成本,发现新的潜在协同药物组合。然而,人工智能模型仍存在可解释性差、特征融合不充分及标注数据缺乏等问题。本文就人工智能在癌症药物组合协同作用预测中的应用进展予以综述。首先,介绍药物耐药机制及联合治疗的挑战,指出传统方法在药物组合筛选中的局限性。然后,介绍不同深度学习模型在癌症协同药物组合预测中的优缺点,包括前馈神经网络、图神经网络、自编码器、可见神经网络、Transformer及其扩展模型等。针对现有深度学习模型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解决方案,包括利用多模态数据增强模型的泛化能力,采用迁移学习和多任务学习应对数据不足问题,以及设计更具可解释性的模型以推动临床应用。未来,药物协同组合预测领域有望通过开发标准化的协同指标、提升模型的可解释性、整合多模态数据及应对数据稀缺问题,进一步推动模型从实验室研究走向临床应用,从而为癌症治疗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溶瘤病毒(oncolytic virus,OV)疗法通过溶瘤病毒在感染的肿瘤细胞内复制、裂解杀死肿瘤细胞,并促进“冷”-“热”肿瘤转换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诱导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展开攻击从而达到抗肿瘤治疗的目的。病毒种类、病毒自身特征、宿主免疫力、给药途径及瘤种选择是OV高效发挥抗肿瘤作用的关键。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OV可以经过基因编辑改造提高其针对肿瘤细胞的靶向性,增强其复制和裂解细胞的潜能并增强宿主抗肿瘤免疫水平,同时通过联合其他治疗方式可以增强抗肿瘤疗效。肿瘤的异质性是提升肿瘤治疗效果需要突破的瓶颈。鉴于目前临床上单一应用OV疗法的疗效有限,而OV疗法与免疫治疗在抗肿瘤作用机制上存在互补,其联合应用可能为肿瘤治疗提供新的策略。本文从临床获批的OV以及处于研究阶段的天然的或经基因编辑的OV种类、特点及抗肿瘤机制方面展开,同时对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OV治疗进行梳理,总结OV联合治疗策略,尤其是联合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和过继细胞疗法(adoptive cell therapy,ACT)为代表的肿瘤免疫治疗进行深入阐述,结合本项目组在OV研究中积累的经验提出OV在抗肿瘤治疗中的思考和展望。
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s arcomaviral oncogene homolog,KRAS)是一类与肿瘤关系密切的基因,其表达水平的高低是提示肿瘤患者预后、放化疗效果等的重要指标。RAS突变是人类肿瘤中最为常见的致癌驱动突变,其中KRAS突变占比高达85%。KRAS突变位置主要集中在第12、13、61、146位密码子。密码子G12作为4个热点中突变频率最高的密码子又分为多种亚型,其中G12D突变最常见,其次是G12V、G12C等。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KRAS突变频率较高的肿瘤之一。G12D和G12V是CRC中常见的两种突变亚型。KRASG12C抑制剂上市之后,其他靶向治疗药物也相继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本研究总结KRAS基因突变的结直肠癌临床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包括靶向治疗药物、化疗药物、免疫治疗药物、细胞毒类药物、铁死亡及其他治疗方法研究的最新进展等。其中,在靶向治疗药物方面,本综述探讨了KRASG12C抑制剂(sotorasib、adagrasib、D-1553、IBI351等)、抗血管生成药物(单克隆抗体如贝伐珠单抗、雷莫芦单抗等)、小分子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舒尼替尼等的临床应用。而在免疫治疗药物方面,亦有诸多进展,如ARETHUSA临床试验发现,替莫唑胺使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O-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MGMT)缺失、RAS突变的晚期转移性结直肠癌(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mCRC)患者的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增大,为患者的免疫治疗提供了创新性思路;再如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奥沙利铂和卡培他滨可用于一线治疗RAS突变、微卫星稳定(microsatellite stability,MSS)、不可切除的mCRC。相关研究显示联合用药有较好的治疗潜力和可控的安全耐受性。本综述通过探讨KRAS突变的机制及临床研究及治疗的最新进展,以期为KRAS突变结直肠癌的治疗提供参考。
背景与目的: 食管癌(esophageal carcinoma,ESCA)是死亡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生、发展的机制不明。CDC20被认为具有癌基因功能,其表达失调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CDC20在多种肿瘤中表达升高,敲低CDC20能够抑制肿瘤细胞增殖。NLRP3是炎症小体的主要成分之一,炎症小体失调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也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探究CDC20是否通过NLRP3促进ESCA细胞增殖,同时分析其调控机制。方法: 通过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和GTEx公共数据库分析ESCA患者中CDC20和NLRP3基因的表达水平。收集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80例ESCA患者的临床病理学资料和组织,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NLRP3在ESCA患者中的蛋白表达水平。本研究通过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编号:EC-021-137)。通过短发夹RNA(short hairpin RNA,shRNA)技术检测敲低CDC20和NLRP3基因后对食管鳞状细胞癌细胞系EC9706和KYSE150增殖能力的影响。通过免疫共沉淀(Co-immunoprecipitation,Co-IP)、蛋白酶体抑制剂和泛素化实验检测CDC20是否与NLRP3相互作用,以及阐明CDC20是否通过泛素化途径调控NLRP3表达。结果: TCGA数据库分析结果显示,ESCA组织中CDC20和NLRP3 mRNA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免疫组织化学结果也进一步显示,与癌旁组织相比,CDC20、NLRP3在ESCA组织中蛋白表达水平升高。敲低CDC20和NLRP3基因可抑制ESCA细胞增殖。Co-IP、蛋白酶体抑制剂和泛素化实验证实CDC20通过NLRP3的LRR区与NLRP3相互作用,且CDC20通过促进NLRP3泛素化稳定其表达。结论: CDC20和NLRP3在ESCA癌组织中表达上调,且CDC20通过泛素化NLRP3稳定其表达,从而促进ESCA细胞增殖,提示CDC20和NLRP3可能是ESCA潜在的诊断靶向标志物。
前列腺癌是男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radical prostatectomy,RP)是局限性及局部晚期前列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由于手术创伤影响,RP后患者将面临性功能障碍、尿失禁等并发症,这些问题都将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不同程度的下降,而目前临床上对患者的康复指导尚未达成统一意见。因此,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生殖肿瘤整合康复专业委员会召集相关专家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通过查阅和评估相关文献,进行质量等级评价、证据综合及编写初稿后,采用专家会议讨论、德尔菲问卷调查等方法,经过3轮对24个不同医院共计29名专家的意见进行调查,并将结果进行梳理总结,形成《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围手术期整合康复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以期为接受RP的患者提供标准化的整合康复意见,提高术后恢复效率,减少RP引起的短期或长期并发症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所造成的影响。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Practice guideline REgistration for transPAREncy,PREPARE)上注册,注册编号为PREPARE-2024CN666。本共识内容包括围手术期的全面评估、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理念的应用、术后常见并发症的管理与治疗及患者的心理与社会支持等多个方面。在围手术期评估方面,共识强调了术前对患者的身体和心理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包括营养状态、盆底功能和心理状态等,旨在制订个性化的康复计划,优化术前准备,为术后恢复打下基础。ERAS理念则通过减少术前禁食及禁饮时间、改进围手术期管理、开展术前教育和心理干预等措施,有效地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加速患者的术后恢复。针对术后尿失禁和性功能障碍等常见并发症,共识推荐了包括盆底肌训练(pelvic floor muscle training,PFMT)、生物反馈治疗等多种康复措施,以减轻患者的症状并改善其生活质量。此外,本共识还强调了术后患者的心理和社会支持,建议在术后给予患者充分的心理和社会支持。本共识的发布将为临床医师提供标准化的术后康复指导,有助于提高接受RP患者的术后康复效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未来,随着更多临床研究的开展,本共识内容将不断得到验证和优化,从而为前列腺癌患者带来更全面和个性化的康复指导。
腹膜转移癌是指从原发部位扩散至腹膜的恶性肿瘤,常见于胃癌、结直肠癌、卵巢癌及腹膜假黏液瘤(pseudomyxoma peritonei,PMP)等多种癌症类型的晚期阶段。腹膜转移癌的复发率和死亡率高,严重危害人类健康,通常在根治术后或晚期腹膜转移阶段采用以化疗为主的姑息性治疗方案。腹膜转移癌治疗的难点在于缺少靶向治疗药物以及药物较难透过血-腹膜屏障,以致全身治疗效果欠佳。腹腔化疗(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IPC)作为一种重要的临床治疗手段,在腹膜转移癌的治疗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近年来,腹腔热灌注化疗(hyperthermic 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HIPEC)、腹腔加压气溶胶(pressurized intraperitoneal aerosol chemotherapy,PIPAC)等IPC技术的革新和新型药物的出现显著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然而,腹膜转移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临床IPC在给药方式、药物类型和剂量等治疗策略上仍然存在差异性和疗效不确定性。尽管已经制定了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指南和推荐治疗策略,但是仍需要通过更多的临床试验和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来进一步支持这些方案。本文对IPC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进行归纳总结,对比分析手术治疗联合传统IPC、HIPEC及PIPAC等治疗手段的疗效,并对近期开展的IPC技术的研究进展进行汇总。此外,在IPC技术的临床应用方面,本文详细阐述其在胃癌、结直肠癌、妇科肿瘤、PMP、胆管癌及胰腺癌等疾病中的应用。针对IPC技术的局限性,提出纳米药物的创新开发有望为腹膜转移癌的治疗提供更安全有效的选择。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梳理IPC研究的最新进展、不足和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腹膜转移癌更有效的临床治疗提供可行性方向。
近年来生物3D打印技术快速发展,已成为肿瘤研究与组织工程领域用于组织构建、机制研究、药物评价及药物递送等研究的重要工具。本综述总结生物3D打印的基本原理及其在肿瘤研究和组织工程中的应用进展。生物3D打印是一种增材制造技术,通过数字控制逐层堆叠生物材料和活细胞以构建复杂的三维组织结构,其核心步骤是设计3D模型、选择合适的生物打印技术和材料、逐层打印、后期培养和功能化处理。在肿瘤研究中,生物3D打印可用于构建模拟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模型,揭示肿瘤的发生、发展新机制。传统体外模型如二维细胞培养或动物模型难以准确模拟人类肿瘤的复杂性,而通过生物3D打印技术构建更仿生的3D肿瘤模型,模拟肿瘤细胞与免疫细胞、基质、血管等环境的动态相互作用,能够提供更接近真实肿瘤生长、侵袭及转移的研究平台。此外,生物3D打印为抗癌药物的开发、创新治疗策略的确立和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订提供了创新平台,3D打印肿瘤模型能够提供更贴近临床的实验结果且具备高通量药物筛选的能力,可广泛应用于细胞毒类药物、靶向治疗药物和免疫治疗药物等多种类型的药物评价中;除药物开发外,生物3D打印还为肿瘤辅助治疗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生物3D打印模型和支架,可用于个性化精准治疗,通过高效构建患者细胞构成的个性化3D模型预测患者对药物及放疗的敏感性,可建立局部支架,根据患者具体需求确定合适的药物剂型、剂量等。另外,3D打印支架可用于辅助药物递送,利用3D支架靶向递送药物或减弱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还可辅助局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局部细胞因子疗法、局部癌症疫苗疗法及局部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细胞疗法。在组织工程中,传统的组织修复方法通常难以应对复杂组织的构建需求,而生物3D打印为构建复杂组织结构和实现组织再生提供了全新的思路,骨与软骨、皮肤等结构较为基础且具备较高再生能力的组织和器官已逐渐进入临床实践,肝脏、心脏等复杂器官的修复和重建也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尚未实现临床转化。最后,本综述探讨了生物3D打印在上述领域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背景与目的:乳腺癌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骨是乳腺癌远处转移最常见的部位,约占所有转移病例的70%。乳腺癌骨转移可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包括剧烈疼痛、病理性骨折、高钙血症、脊髓压迫等,给患者身体活动带来极大不便,影响生活质量。转移性复发是乳腺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迫切需要构建乳腺癌骨转移预测模型,以识别具有高骨转移风险的患者。本研究旨在开发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来预测乳腺癌发生骨转移的概率。方法:从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Th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SEER)数据库中提取2010年—2015年诊断的乳腺癌患者数据,并通过最小绝对收敛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变量进行筛选,纳入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风险因素构建预测模型。本研究使用决策树、弹性网络、K最近邻、轻量级梯度提升机、logistic回归、神经网络、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和极限梯度提升等9种机器学习算法,通过随机搜索和5倍交叉验证调整模型超参数,构建乳腺癌骨转移预测模型。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对模型进行评价,得到最优模型,并基于最优模型分析变量的重要性。最后,应用最优模型建立预测乳腺癌骨转移风险的网络计算器。本队列研究严格遵循《加强流行病学中观察性研究报告质量》(Strengthening the Reporting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STROBE)指南中的各项条目。结果:本研究纳入10 106例乳腺癌患者,训练集7 073例患者,验证集3 033例患者,在这两个队列中,分别有4 494例(63.5%)和1 927例(63.5%)患者发生骨转移。种族、病理学分级、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状态、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状态、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状态、N分期、肺转移、放疗、化疗、手术是骨转移的独立预测因素。使用训练集和验证集对模型进行验证,综合ROC曲线的AUC、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等评价指标发现极限梯度提升算法优于其他机器学习算法。最后,本研究利用极限梯度提升算法构建预测乳腺癌骨转移的网络计算器,链接为https://bcbm.shinyapps.io/DynNomapp/。结论:本研究开发基于机器学习的预测模型,用于预测乳腺癌患者发生骨转移的概率,希望有助于临床医师作出更合理的治疗决策。
背景与目的:根据目前共识,不良病理学特征仅与Ⅱ期结直肠癌的辅助治疗相关。作为重要的预后影响因素,我们进一步挖掘基于这些不良病理学特征来识别潜在复发和指导临床治疗的可能性。方法:本研究是回顾性队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08年—2018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外科行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数据。本研究经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050432-4-2108*),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纳入的9 875例患者中,男性5 859例,女性4 016例,年龄[M(IQR)]60(16)岁(范围:16~94岁)。中位随访时间1 779.0(95% CI:1 750.1~1 807.9)d。生存率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使用Cox多因素分析影响结直肠癌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无病生存(disease-free survival,DFS)和5年无复发生存(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来对患者预后进行评估、分层。本队列研究严格遵循《加强流行病学中观察性研究报告质量》(Strengthening the Reporting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STROBE)指南中的各项条目。结果:根据合并的不良病理学特征数量进行分组,分为5组:Hr_0组(0 incorporating high-risk pathological features,0个不良病理学特征)、Hr_1组(1 incorporating high-risk pathological features)、Hr_2组(2 incorporating high-risk pathological features)、Hr_3组(3 incorporating high-risk pathological features)、Hr_4组(≥4 incorporating high-risk pathological features)。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提示,不同分组之间的OS、DFS和RF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针对Ⅱ期结直肠癌进行亚组分析,不同Hr分组OS、DFS和RFS的生存曲线不同分组之间出现重叠,相较于全部病例,不同分组的生存差异明显减小,提示伴有单个不良病理学特征的Ⅱ期肠癌患者可能从辅助化疗中获益;RFS的独立预后危险因素包括:年龄、pT分期、pN分期和Hr分组;OS、DFS和RFS的生存曲线提示Hr_4组预后显著差于Ⅲc期患者;分别有5.2%和14.1%的Ⅰ期和Ⅱ期患者合并2个及以上不良病理学特征(Hr分组≥2)。最后,纳入上述结直肠癌预后独立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校准曲线显示实际观察与列线图预测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显示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在复发分层中具有良好的效能。结论:不良病理学特征数量是Ⅰ~Ⅲ期结直肠癌患者无复发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将其作为多分类变量与年龄、pT、pN分期联合具有良好预后分层、复发分层效力,有望指导临床治疗。
背景和目的:2016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NCI)宣布不再使用NCI-60细胞系进行药物筛选,提示传统的肿瘤细胞系失去作为药物研发和基础研究工具的价值。NCI-60细胞“退休”原因是基于癌症细胞系和动物的实验结果没有在临床试验中获得对应的预期,导致绝大部分潜在药物临床试验失败。癌症细胞系失去价值归因于肿瘤细胞经过长期培养后,其增殖和转移等主要生物学行为和与之有关的关键蛋白质系统发生了根本改变,已不能代表患者的真实癌症特征。现阶段需要创立一种来源于患者新鲜癌症组织和具有清晰临床背景的新癌症模型。本研究旨在为药物研发和基础研究建立经济的患者来源的可以无限传代的乳腺癌原代细胞系。方法:乳腺癌组织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乳腺外科收集。肿瘤组织样本收集得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编号:2022伦理第313号),收集和使用肿瘤组织均遵守赫尔辛基宣言,患者的乳腺癌组织消化分离后在BCMI培养基中培养,待乳腺癌细胞增殖到一定数量时更换成DMEM培养基。乳腺癌细胞经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TR)检测确定细胞特异性遗传学标志和来源。克隆形成实验和动物实验分析乳腺癌原代细胞系形成肿瘤的能力。 结果:成功建立了6种乳腺癌原代细胞系。他们具有清晰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包括病理学标志性分子检测、临床诊断、治疗方案和结果以及确定的预后结果。STR检测确定了6种乳腺癌原代细胞系特异性遗传标志和确定了该细胞系的来源。克隆形成实验和动物移植实验说明乳腺癌原代细胞系增殖能力显著大于传统乳腺癌细胞系,二者在形成肿瘤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结论:构建的6种乳腺癌原代细胞系为乳腺癌药物研发和基础研究提供了新的癌症模型。
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和头颈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包括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ncer,PTC)、甲状腺滤泡癌(follicular thyroid cancer,FTC)、甲状腺髓样癌(medullary thyroid cancer,MTC)和甲状腺未分化癌(anaplastic thyroid cancer,ATC)等类型。近几十年,甲状腺癌的发病率迅速增长。从地区分布看,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在经济发达地区较高;发病率上升较快的主要是一些高收入国家,但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也出现了快速增长;从人群看,女性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显著高于男性。中国甲状腺癌的发病率近年来也呈明显上升趋势,但死亡率则稳定在较低水平;城市甲状腺癌的发病率高于农村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发病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甲状腺癌的病因复杂多样,主要危险因素包括遗传易感性、辐射暴露、碘摄入水平、内分泌紊乱、环境污染和生活方式等。其中,辐射暴露(尤其是儿童时期暴露于电离辐射)是甲状腺癌公认的重要诱因。此外,碘摄入不足或过量均可影响甲状腺功能,增加癌变风险。在遗传学方面,甲状腺癌的家族聚集性和基因(如BRAF、RET/PTC等)突变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已被广泛研究,而环境污染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疾病的发生、发展。因此,对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人群开展早期筛查,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辐射暴露,及时干预肥胖等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可能对甲状腺癌的预防有积极意义。甲状腺癌患者大多数预后良好,预后影响因素主要有病理学分型(PTC预后较好,而MTC和ATC预后较差)、临床分期(TNM分期Ⅰ、Ⅱ期预后较好,Ⅲ、Ⅳ期较差)、生理因素(女性总体预后优于男性)、遗传学因素和环境因素等。了解甲状腺癌的流行病学现状,探索其发病和预后的影响因素,对于甲状腺癌的预防、治疗和健康管理有重要意义。未来可基于甲状腺癌危险因素进行高危人群的识别和干预研究,从而预防肿瘤,减少疾病负担,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背景与目的: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rcinoma,CRC)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仅次于胃癌和食管癌,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居第二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免疫细胞在CRC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与免疫细胞相关的基因的预后模型,以预测CRC患者的预后并进行精准管理。方法:从基因表达综合(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数据库和癌症基因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下载结直肠癌的单细胞RNA测序(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scRNA-seq)和普通转录组测序(RNA sequencing,RNA-seq)数据以及临床信息,提取免疫细胞亚型的差异基因,通过Cox回归和LASSO回归分析在TCGA数据中筛选出与预后相关的基因,同时使用GSE39582和GSE41258进行外部验证。基于预后模型进行化疗药物敏感性分析、免疫治疗效果分析、风险评分相关的通路分析以及临床相关性分析。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验证模型基因在10例经术后病理学检查的新鲜冷冻结直肠癌样本和细胞系中的表达水平,样本采集均已获得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伦理编号:050432-4-2108*)。结果:本研究根据scRNA-seq数据集(GSE161277)定义了16个细胞群,并通过R包celldex将这些群标记为不同的细胞类型。然后对免疫细胞亚型进行差异分析,共获得了374个差异表达基因。通过单因素Cox和LASSO回归分析,本研究在CRC中构建了一个9基因风险预后模型。该风险模型表现出对预后的可靠预测效果,对预测抗肿瘤药物敏感性、免疫治疗效果、潜在分子机制及临床特征等方面起重要作用,高风险分数的患者从免疫疗法中受益概率较低。结论:我们基于CRC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的异质性构建了一个包含9个基因的风险预后模型,并据此预测了CRC患者的生存和治疗效果。
背景与目的: 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能够调控基因转录、mRNA剪切、稳定和翻译,是多种生物学过程中的重要调节因子。本研究旨在探讨lncRNA FLJ30679在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及对OSCC恶性生物学行为的影响。方法: 通过UCSC Xena数据库分析FLJ30679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HNSCC)组织中的表达及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检测FLJ30679在OSCC细胞系中的表达,通过RNA核质分离实验明确其亚细胞定位;采用FLJ30679 Smart Silencer建立FLJ30679敲减组(SS-FLJ30679),采用过表达质粒建立FLJ30679过表达组(FLJ30679)。通过细胞计数试剂盒-8(cell counting kit-8,CCK-8)和transwell迁移实验检测FLJ30679表达改变对OSCC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通过RTFQ-PCR和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OSCC细胞中的FLJ30679表达改变对上皮-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通过Western blot检测FLJ30679表达改变对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AKT)通路的影响。结果: 数据库分析显示,FLJ30679在HNSCC组织中的表达高于正常组织(P<0.01),且其表达与不良预后有关(P<0.01)。FLJ30679在6种OSCC细胞系中均高表达,且主要定位于细胞核。与对照组相比,FLJ30679敲减组的OSCC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显著降低(P<0.01),FLJ30679过表达组的OSCC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显著升高(P<0.001)。FLJ30679敲减导致E-钙黏蛋白(E-cadherin)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上调(P<0.01),而N-钙黏蛋白(N-cadherin)和波形蛋白(vimentin)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下调(P<0.01);FLJ30679过表达导致E-cadherin的蛋白表达水平下调(P<0.001),而N-cadherin和vimentin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上调(P<0.05)。FLJ30679敲减导致磷酸化PI3K(phosphorylated-PI3K,p-PI3K)和磷酸化AKT(phosphorylated-AKT,p-AKT)的蛋白表达水平下调(P<0.001),FLJ30679过表达导致p-PI3K和p-AKT的蛋白表达水平上调(P<0.01)。结论: FLJ30679在OSCC细胞和组织中表达上调,能够促进OSCC细胞增殖和迁移,这可能与FLJ30679激活PI3K/AKT通路,促进EMT的发生有关。
背景与目的: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危害全球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长期居高不下。钾离子通道调节因子1(potassium channel modulatory factor 1,KCMF1)属于E3泛素连接酶家族的一员,通过RING结构域与靶蛋白结合,参与调节体内多种生物学过程。然而,KCMF1在CRC中的作用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索KCMF1在CRC中的表达情况,并探讨其对CRC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可能的分子机制。方法:利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和基因型-组织表达(Genotype-Tissue Expression,GTEx)数据库,分析CRC组织中KCMF1的表达水平及其与CRC患者预后的相关性。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immunohistochemistry,IHC)检测90例配对的人CRC组织样本中KCMF1的蛋白表达水平。通过慢病毒感染肠癌HCT116和HCT15细胞,转导针对KCMF1基因的短发夹RNA(shKCMF1),分别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methyl thiazoyl terazolium,MTT)实验和克隆形成实验检测敲降KCMF1对细胞增殖的影响;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和流式细胞学实验检测敲降KCMF1对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影响;利用转录组测序(RNA sequencing,RNA-Seq)检测敲降KCMF1对HCT116细胞的转录谱的影响,运用生物信息学分析受KCMF1调控的信号通路;利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Western blot、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及细胞免疫荧光实验等验证相关信号通路的改变。结果:TCGA和GTEx数据库分析以及IHC结果显示,与癌旁组织相比,CRC组织中KCMF1 mRNA的表达及蛋白水平均显著升高(P<0.01),其表达水平与患者的生存时间呈负相关(P<0.01),并与CRC临床分期呈正相关(P<0.05)。与对照细胞相比,敲降KCMF1的HCT116和HCT15细胞的增殖能力显著降低(P<0.001),细胞凋亡水平显著增高(P<0.001),细胞周期停滞在G1期(P<0.01)。RNA-Seq分析发现,KCMF1参与调控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等多个信号通路。敲降KCMF1后,NF-κB信号通路下游靶基因BCL-XL、XIAP和CIAP的转录水平降低(P<0.05),p65的磷酸化水平下降,同时p65的核转移受抑制(P<0.01),NF-κB信号报告基因活性降低(P<0.01)。结论:KCMF1在人CRC组织中呈高表达,并与患者的高临床分期和不良预后呈正相关;KCMF1可能通过激活NF-κB信号通路促进CRC细胞增殖。KCMF1可能是CRC的一个潜在治疗新靶点。
背景与目的: DDX是一类腺苷三磷酸(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依赖的RNA解旋酶,与mRNA调控、肿瘤增殖及侵袭等密切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DDX家族成员DDX6对CKMT1A mRNA稳定性的影响以及DDX6-CKMT1A轴对人鼻咽癌细胞CNE2增殖和迁移能力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方法: 检索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数据库中DDX6和CKMT1A在人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中的表达情况并进行相关性分析,利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保存的人体鼻咽癌组织和正常鼻咽部组织中CKMT1A和DDX6的表达,本研究通过了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编号:2022-L114)。利用transwell实验检测细胞迁移能力,采用EdU试剂盒检测细胞增殖能力,采用细胞集落形成实验检测克隆形成能力。转染慢病毒、质粒,构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保存的人源鼻咽癌细胞CNE2的sh-DDX6、sh-CKMT1A、sh-CKMT1A+sh-DDX6和oe-CKMT1A细胞模型,明确DDX6和CKMT1A表达水平对鼻咽癌细胞恶性生物学表型的影响。构建BALC/c裸小鼠皮下移植瘤模型,检测DDX6和CKMT1A在小鼠体内对鼻咽癌细胞成瘤性的影响。采用RNA稳定性实验检测敲除DDX6对CKMT1A mRNA的影响,进一步明确DDX6的分子机制。结果: 人鼻咽癌组织中DDX6高表达,CKMT1A低表达,DDX6与CKMT1A表达呈负相关。DDX6通过破环CKMT1A mRNA稳定性,抑制CKMT1A蛋白质翻译。在CNE2细胞中,CKMT1A低表达可增强细胞迁移和增殖能力,高表达则抑制细胞迁移和增殖能力,而DDX6的敲除可逆转CKMT1A下调导致的恶性行为进展。在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中,低表达CKMT1A促进肿瘤细胞生长,低表达DDX6抑制肿瘤细胞生长,而同时敲除DDX6与CKMT1A能恢复单独敲低DDX6导致的抑制效果。结论: 鼻咽癌细胞中DDX6通过破坏CKMT1A mRNA稳定性,负调控CKMT1A蛋白质翻译,增强鼻咽癌细胞增殖和迁移能力,从而促进鼻咽癌恶性进展。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中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上升。乳腺癌的治疗经历了数次变革,从最初单一的外科手术,发展至全身治疗,进而至近年的分型治疗。临床上,乳腺癌根据激素受体(hormone receptor,HR)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的表达被细分为腔面型、HER2阳性型和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并分别采取内分泌治疗、抗HER2靶向治疗和化疗。然而,分型治疗策略不够个体化,仍有约30%的患者面临治疗耐药和复发转移。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总生存率不断提高,而TNBC和腔面型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改善不显著。为克服“分类不够彻底,治疗不够精准”的临床瓶颈,“分型精准”治疗应运而生。“分型精准”治疗是指在现有分型基础上进一步亚分型,并找到特定靶点开展精准治疗,具有“人群广覆盖,治疗高特异”的特点。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癌多学科团队历时10年,建立中国乳腺癌多组学图谱(Chinese Breast Cancer Genome Atlas,CBCGA),并深入解析TNBC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建立了与临床疗效密切相关的TNBC“复旦分型”:腔面雄激素受体型(luminal androgen receptor subtype,LAR),可用抗HER2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DK4/6抑制剂靶向治疗;免疫调节型(immunomodulatory subtype,IM),适合免疫治疗;基底样免疫抑制型(basal-like immune-suppressed subtype,BLIS),可使用铂类或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等DNA损伤药物;间充质型(mesenchymal-like subtype,MES),可使用抗肿瘤干细胞、抗血管生成治疗。项目组后续将“分型精准”模式推广至人数最多、占比最高、复发风险可持续数十年的乳腺癌亚型—腔面型乳腺癌中,将腔面型乳腺癌分为4个分子亚型并提出相应精准治疗策略:经典腔面型(SNF1),对内分泌治疗敏感;免疫型(SNF2),可开展免疫治疗;增殖型(SNF3),可通过阻滞细胞周期治疗;受体酪氨酸激酶驱动型(SNF4),可靶向受体酪氨酸激酶治疗。团队正在开展Ⅲ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以进一步验证“分型精准”治疗策略,并推广“分型精准”复旦经验,带动整体乳腺癌疗效提升。展望未来,借助人工智能等新兴诊断工具,以及各个亚型靶向标志物和靶向药物的更新迭代,乳腺癌“分型精准”治疗有望进一步优化和推广,改善患者预后,引领乳腺癌治疗方式的新变革。
单细胞测序(single-cell sequencing,SCS)在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研究中具有巨大潜力。随着SCS技术的发展,其灵敏度和准确度不断提高且成本逐渐降低,SCS将成为肿瘤研究的重要技术工具。SCS技术通过在单个细胞分辨率下识别基因组突变所导致的差异基因表达和表观遗传学信息改变,为发现新的细胞特异性标志物和细胞类型提供巨大帮助。在OSCC研究中,SCS不仅有助于揭示癌细胞的异质性以及更准确地理解肿瘤微环境,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恶性细胞、免疫细胞及基质细胞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它们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相互影响及作用。利用SCS对肿瘤中的免疫细胞进行分类、理解免疫逃逸机制,将为免疫治疗的有效开展提供关键支持。本综述介绍SCS技术的发展现状,并回顾和讨论该技术在OSCC领域中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应用前景。
胃癌是全球范围内高发恶性肿瘤,具有高度侵袭性,总体预后不佳等特点。东西方胃癌人群在流行病学、临床病理学特征、治疗模式及药物选择等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快速推进,精准治疗理念的成熟和多学科治疗的推广等,临床研究成果不断更新,胃癌指南每年持续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诊疗需求。本文就全球范围内三大权威胃癌指南最新版[包括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胃癌临床实践指南2024年V5版(2024年12月发布)、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胃癌在线指南2024版(2024年9月发布)和中国临床肿瘤协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4年4月发布)]更新内容的异同点进行对比与梳理,聚焦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食管胃结合部和胃腺癌的临床治疗策略,关注基于靶点如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表达、错配修复蛋白(mismatch repair,MMR)状态和新靶点如Claudin 18.2(CLDN18.2)等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的精准实施和全程管理。其中,HER2阳性晚期胃癌进入全线抗HER2治疗时代,抗HER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成为一线曲妥珠单抗治疗耐药之后的新选择。除此之外,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成为晚期胃癌一线治疗新标准,基于MMR状态和PD-L1表达指导的诊疗模式将免疫治疗推向精准化,然而目前PD-L1表达检测在临床推广和执行的过程中仍存在一定困难。2024年发表的三大指南融合了最新的临床研究结果、药物适应证的获批情况和医疗保健系统的实情等内容,尤其是CSCO胃癌指南基于中国自主研发药物的快速发展和针对中国人群研究适应证的成功获批进行了更新。三大指南在靶向治疗、免疫疗法等新疗法的推荐和采用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不同指南内容展现出不同的视角与侧重,以丰富临床决策的维度,增强循证医学指南的临床适应性,进而指导临床实践。
背景与目的: 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会发生代谢重编程,1-酰基甘油-3-磷酸O-酰基转移酶(1-acylglycerol-3-phosphate O-acyltransferase,AGPAT)作为三酰甘油(triacylglycerol,TAG)从头合成的关键酶,与肿瘤的进展密切相关。但目前作为亚型之一的AGPAT5在癌症中的研究还十分有限,本研究深入剖析AGPAT5在肝癌发生、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及潜在的分子机制,旨在为肝癌诊断和治疗策略提供新思路。方法: 利用慢病毒感染将多种肝癌细胞系中的AGPAT5敲减,并通过锥虫蓝计数、划痕、transwell及平板克隆等实验在体外检测AGPAT5对肝癌细胞增殖、迁移及抗失巢凋亡能力的影响。通过回复野生型或酶活性缺失型的AGPAT5,探究其作为代谢酶是否发挥经典代谢作用调控肝癌细胞迁移。构建BALB/c裸鼠尾静脉注射移植瘤模型,从体内层面验证体外的细胞表型。采用免疫沉淀质谱联用(immunoprecipitation mass spectrum,IP-MS)鉴定出与AGPAT5相互作用的蛋白,并进行免疫共沉淀(co-immunoprecipitation,coIP)验证。蛋白质翻译后通过修饰鉴定分析AGPAT5潜在的修饰位点,通过体外实验探究点突变前后对肝癌细胞迁移的影响。通过coIP探究该位点突变前后AGPAT5与相互作用蛋白结合的情况。通过敲低相互作用蛋白确定其在细胞表型中的作用。通过回复实验验证AGPAT5是否通过相互作用蛋白发挥作用。检测野生型肝癌细胞系中的AGPAT5和相互作用蛋白的表达水平,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结果: 肝癌细胞敲减AGPAT5后会更加耐受无血清饥饿,并促进细胞迁移,但不会影响细胞增殖和失巢凋亡。而酶活性缺失并不影响AGPAT5对肝癌细胞迁移的抑制。敲减AGPAT5可促进肝癌细胞在裸鼠体内的肺转移和肝转移。AGPAT5可以与原纤维蛋白(fibrillarin,FBL)相互作用,并在无血清饥饿刺激下加强两者的结合。遏制FBL的表达会抑制肝癌细胞迁移,且效果与过表达AGPAT5相似。抑制FBL的表达可削弱敲低AGPAT5对肝癌细胞迁移的促进作用。在已检测的肝癌细胞系中,AGPAT5和FBL在蛋白水平上并不存在相关性。K201位点突变使AGPAT5对肝癌细胞迁移的抑制作用减弱,并使AGPAT5与FBL的结合减弱。结论: 敲低AGPAT5能够显著提高肝癌细胞迁移能力。AGPAT5可以与FBL相互作用,在无血清饥饿刺激下,AGPAT5或通过K201位点的乙酰化加强与FBL的结合,从而更有效地遏制FBL,进而抑制肝癌细胞迁移。但这种抑制作用并非来自AGPAT5的代谢酶活性,而是由非代谢作用所驱动。
德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已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表达乳腺癌、胃癌、肺癌及其他实体瘤等领域的临床试验中证实了显著疗效,其安全性总体可控、可耐受,但其也会导致间质性肺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ILD病因多样,不同抗肿瘤药物所致ILD发生率不等,症状表现各异,发病机制尚不明确。T-DXd相关ILD多为1~2级,实施规范化的临床管理措施可降低ILD严重事件的发生率,改善患者预后,有利于实现T-DXd临床获益最大化。本文对ILD的流行病学、病因、高危因素以及药物所致ILD的可能机制进行总结,并重点介绍T-DXd所致ILD的发生率、发生时间以及经规范化临床管理后的ILD发生情况,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T-DXd治疗前和治疗期间进行规范化临床管理的重要性。在具体的临床管理策略上,本文结合临床研究方案管理标准及国内外真实世界管理经验,从患者筛查、患者教育、ILD监测、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对T-DXd所致ILD全程管理策略进行综述。在接受T-DXd治疗前,患者筛查有助于识别高危ILD风险患者,高危患者应谨慎使用T-DXd。
背景与目的:肉碱棕榈酰转移酶1A(carnitine palmitoyl transferase 1A,CPT1A)的高表达与乳腺癌患者预后较差相关,且能促进线粒体对脂肪酸的利用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三磷酸腺苷(triphosphate,ATP)产量。然而,CPT1A在乳腺癌转移中的作用仍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乳腺癌中线粒体功能障碍与CPT1A/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信号转导通路共同调节乳腺癌恶性行为的机制。方法:分别使用慢病毒系统和shRNA工具在人乳腺癌细胞系MDA-MB-231和MCF7中过表达或敲低CPT1A,将细胞分为NC组、CPT1A组和shCPT1A组。采用transwell实验检测细胞侵袭能力。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分析细胞中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辅激活因子-1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 coactivator-1α,PGC-1α)、ERK1/2和CPT1A蛋白的表达。采用线粒体红染色分析MDA-MB-231和MCF7细胞系的线粒体形态,并通过耗氧率分析线粒体呼吸能力。结果:与表达对照载体的细胞相比,CPT1A过表达导致MCF7细胞和MDA-MB-231细胞侵袭能力增强(P<0.05),shCPT1A敲低导致细胞侵袭能力降低(P<0.05)。与NC组相比,CPT1A组MDA-MB-231和MCF7细胞中线粒体分支长度显著变短(P<0.05),ERK1/2、PGC-1α表达显著增加(P<0.05),shCPT1A组MDA-MB-231和MCF7细胞中线粒体分支长度显著变长(P<0.05),ERK1/2、PGC-1α表达显著降低(P<0.05)。此外,与NC组相比,CPT1A组MDA-MB-231细胞基础和最大呼吸能力以及ATP产量显著增加(P<0.05),而shCPT1A组MDA-MB-231细胞基础和最大呼吸能力以及ATP产量显著降低(P<0.05)。结论:CPT1A激活的ERK1/2-PGC-1α信号转导通路在线粒体分裂介导的乳腺癌细胞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
背景与目的: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全球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且晚期患者的预后较差,寻找新的CRC潜在生物标志物的需求日益增加。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从原发肿瘤脱落并进入循环系统,可在血液中被检测到,被认为是CRC的重要生物标志物。本研究旨在探讨CRC中的FCGBP和BIGH3是否可作为结直肠癌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方法:本研究从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获取了3个有CTC的CRC数据集,分别为GSE74369、GSE117606和GSE164191。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在CTC和正常样本之间筛选出差异表达基因。其中一个包含临床信息的数据集用于WGCNA分析,并鉴定了两个关键基因模块,共包含1 148个基因。然后对这些模块中的基因进行了功能富集分析。使用Venn图、PPI调控网络构建分析和筛选候选基因。最后,使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和基因型-组织表达数据库(Genotype-Tissue Expression,GTEx)数据进行生存分析,并鉴定出与CRC相关的关键基因。在结直肠癌组织中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验证BIGH3基因表达,并通过克隆形成、划痕实验以及transwell实验等功能实验在HCT116和SW620细胞系中验证BIGH3基因与结直肠癌的关系。结果:通过GEO中CRC数据集分析,共筛选出了2 214个差异基因,通过WGCNA分析和PPI网络构建鉴定出4个与CRC相关的CTC基因。通过GEPIA数据库进行生存分析发现, FCGBP及BIGH3与总生存期及无疾病生存期具有相关性。进一步实验表明,BIGH3基因在30对配对的结直肠癌样本中呈高表达,在HCT116和SW620细胞系中敲低BIGH3的表达能够减慢细胞增殖和迁移的速度,并降低侵袭性,而上调BIGH3的表达则会增加其侵袭性或提高迁移率。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FCGBP及BIGH3与TNM分期呈正相关,这暗示它们在CRC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好的预后价值,其可以作为潜在的CRC生物标志物,并可能作为潜在的治疗靶点。同时,我们的实验数据也揭示了BIGH3在结直肠癌中的重要角色,它可能影响结直肠癌的生物学行为。
背景与目的: 二线化疗方案治疗胃癌疗效欠佳,贝伐珠单抗属于抗血管生成分子靶向抗癌药物,信迪利单抗是一种国产的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抑制剂,两者结合是临床治疗胃癌的新方向。本研究旨在探究贝伐珠单抗辅助PD-1抑制剂治疗胃癌对血清miR-20a-5p和miR-515-3p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9年1月—2021年7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就诊的84例胃癌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2例),对照组给予二线化疗方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贝伐珠单抗联合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治疗,比较两组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血清肿瘤标志物、免疫功能指标、血清miR-20a-5p、miR-515-3p及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本研究已通过南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批(批件号:20230531--K061)。结果: 观察组的ORR(69.05%)和DCR(85.71%)均高于对照组(40.48%、64.29%)。观察组治疗后的血清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及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21-1(cytokerantin-19-fragment antigen 21-1,CYFRA21-1)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后的CD4+ T淋巴细胞、CD4+/CD8+ T淋巴细胞比值均高于对照组,CD8+ T淋巴细胞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的血清miR-20a-5p、miR-515-3p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28.57%)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与对照组(38.10%)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贝伐珠单抗辅助信迪利单抗可有效地提高胃癌治疗效率,改善免疫功能,降低血清miR-20a-5p、miR-515-3p及肿瘤标志物表达量,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效果显著。
背景与目的: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1[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 1,PARP1]作为一种腺苷二磷酸核糖转移酶,能够促进DNA损伤修复进程,因此,PARP1通常被看作是一种促癌基因,但其在HCC中的表达和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PARP1在HCC患者中的表达趋势及其在HCC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 首先,通过对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和临床蛋白质组学癌症分析联盟(Clinical Proteomic Tumor Analysis Consortium,CPTAC)HCC数据库的分析鉴定PARP1的临床表达情况,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和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PARP1在HCC患者癌组织及癌旁组织样本中的表达情况。然后,借助PARP1的抑制剂PJ34抑制PARP1酶活性,同时借助小RNA干扰技术下调HCC细胞系中PARP1的表达,并以此为模型,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ell counting kit-8,CCK-8)和流式细胞术检测PARP1对细胞活力的影响,采用RTFQ-PCR检测HCC细胞干性基因的表达变化,采用细胞迁移和侵袭实验检测HCC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HCC进展中受PARP1调控的靶基因及其参与通路,并通过回补实验确定PARP1靶基因是否参与HCC细胞恶性表型。 结果: 在TCGA和CPTAC数据库中,PAPR1的表达均在HCC组中显著上调。RTFQ-PCR和Western blot检测结果表明,相比癌旁组织,HCC组织中的PARP1在转录和翻译水平均显著上调。生存分析结果表明,PARP1的表达与HCC患者的预后呈显著负相关。CCK-8、流式细胞术、RTFQ-PCR、细胞迁移及侵袭实验结果显示,在HCC细胞中下调PARP1表达可以抑制HCC细胞增殖,降低HCC细胞活性及干性,并减弱HCC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PARP1调控基因富集在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和Necroptosis通路中,POU2类同源框2(POU class homeobox 2,POU2F2)可能是PARP1的潜在靶基因。相关性分析、RTFQ-PCR和Western blot检测一致证实POU2F2的表达受到PARP1的调控,但PJ34不能抑制POU2F2的表达。CCK-8、流式细胞术和RTFQ-PCR结果显示,采用共转染的方式在敲低PARP1的HCC细胞系中回补POU2F2可以增强HCC细胞增殖能力,提高HCC细胞活性,促进HCC细胞干性。 结论: PARP1可以通过非酶活性正向调控POU2F2表达促进HCC细胞恶性表型,本研究结果有望为HCC的临床治疗和新药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背景与目的: 肺腺癌具有早期发现难、肿瘤进展快及晚期手术切除率低等特点。尽管单药免疫治疗和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相关研究在改善预后、克服耐药方面已初显成效,但是大部分肺腺癌患者从中获益仍有限。因此,迫切需要寻找具有相对较高灵敏度和特异度的新型生物标志物,以改善肺腺癌患者的预后。细胞分裂周期蛋白20(cell division cycle protein 20,CDC20)参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但在肺腺癌中的生物学作用及机制尚未明确。本研究旨在探究CDC20在肺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对肺腺癌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并分析CDC20对肺腺癌细胞增殖和侵袭能力的影响。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IHC)检测CDC20在肺腺癌中的表达情况并结合生物信息学和临床病理学参数分析其与预后不良的相关性。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描述CDC20对肺腺癌患者术后生存率的影响,采用COX多因素回归分析影响肺腺癌患者术后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CDC20表达在肺腺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和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人正常肺上皮细胞系BEAS-2B、人肺腺癌细胞系A549和H1299中CDC20的表达水平。细胞实验中,通过敲低肺腺癌细胞中的CDC20,分为si-NC(对照组)、si-CDC20#1(敲低组1)和si-CDC20#2(敲低组2)3个组。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ell counting kit-8,CCK-8)、克隆形成、transwell和划痕实验检测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通过基因本体论(Gene Ontology,GO)功能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通路富集分析CDC20在肺腺癌中的生物学作用。通过基因集富集分析(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GSEA)CDC20在肺腺癌中可能的调控通路。本研究经河北省胸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2022051)。结果: 生物信息学及IHC结果均显示,CDC20在肺腺癌组织中显著高表达(P<0.05)。生物信息学与临床参数分析结果均显示,CDC20高表达与患者预后不良相关。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COX回归分析均显示,CDC20表达情况与患者术后生存率呈显著负相关(P<0.05)。敲低CDC20能抑制肺腺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P<0.05)。GO功能、KEGG通路和GSEA结果均显示,CDC20与细胞周期相关。结论: CDC20在肺腺癌中高表达,CDC20高表达是肺腺癌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CDC20能促进肺腺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背景与目的: 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患者日益增加。目前高龄Ⅱ期CRC患者在接受根治术后通常接受减弱的化疗方案或不化疗,而这是否会引起不良的肿瘤学结局目前仍不明确。本研究旨在通过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去除偏倚后,高龄对于Ⅱ期CRC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收集3 314例2008—2019年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过手术治疗且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Ⅱ期、无既往肿瘤史、术后5年内无第二原发肿瘤且术前未接受新辅助治疗的CRC患者。本研究通过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伦理编号:050432-4-2108*)。使用R软件(version 3.0)的survminer包(surv_cutpoint算法)计算年龄相对于生存的最佳临界值为73岁。比较高龄组(年龄>73岁)和非高龄组(年龄≤73岁)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并使用survival包和rms包绘制列线图预测模型。结果: 高龄组和非高龄组在性别、肿瘤位置、分化、脉管侵犯、神经侵犯和pT分期等方面均衡可比。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高龄是OS[风险比(hazard ratio,HR)=3.667(2.946~4.565),P <0.001]和DFS[HR=2.368(1.953~2.872),P<0.001]的独立预后危险因素。根据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以有效地评估Ⅱ期CRC患者的预后。结论: 在Ⅱ期CRC患者中,高龄与较短的OS及DFS相关。足够强度的辅助化疗或许是必要的。治疗决策可根据患者列线图预测模型得分进行调整。
目的:沉默调节蛋白家族(sirtuins,SIRT)是一类以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为辅酶的第Ⅲ类组蛋白去乙酰化酶。YME1样三磷酸腺苷酶(YME1 like 1 ATPase,YME1L1)对于维持线粒体形态、功能和可塑性至关重要。视神经萎缩相关蛋白 1(optic atrophy 1,OPA1)主要介导线粒体融合。本研究拟探索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耐药中SIRT3的表达变化, SIRT3与YME1L1、OPA1之间的关系及在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耐药中的作用机制。方法:使用4-羟基他莫昔芬(4-hydroxytamoxifen)诱导耐他莫昔芬(tamoxifen,TAM)的MCF-7/TAM。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ell counting kit-8,CCK-8)检测细胞增殖能力,验证耐药性。采用透射电镜和免疫荧光染色(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IF)实验观察线粒体形态。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PCR)、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SIRT3、OPA1的基因表达和蛋白水平。采用JC-1染色检测线粒体膜电位,采用二氢乙啶(dihydroethidium,DHE)染色检测活性氧,验证线粒体功能。采用RNA干扰技术在耐药细胞中敲低SIRT3,采用过表达质粒在亲本细胞中过表达SIRT3及YME1L1基因野生型(wild type,WT)、模拟乙酰化状态突变型(mutant,MUT K237Q)、模拟去乙酰化状态突变型(MUT K237R)。采用免疫沉淀技术(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IP)及IF分析SIRT3与YME1L1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RTFQ-PCR及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SIRT3在耐药细胞中的表达显著高于亲本细胞。在亲本细胞中过表达SIRT3,乳腺癌细胞对TAM的敏感性出现下降。在耐药细胞中敲低SIRT3,耐药细胞对TAM的敏感性增强。DHE染色结果显示,在相同浓度的TAM处理下,耐药细胞中ROS水平低于亲本细胞;透射电镜及IF结果显示,相较于亲本细胞,耐药细胞的线粒体伸长;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耐药细胞L-OPA1蛋白表达水平高于亲本细胞。在亲本细胞中过表达SIRT3,线粒体功能增强,其形态较对照组更长;此外,L-OPA1表达上调;而在耐药细胞中敲低SIRT3后,得到相反结果。为了进一步验证SIRT3如何调控OPA1蛋白,影响线粒体的形态及功能,促进乳腺癌耐药,我们在亲本细胞中过表达YME1L1(野生型及突变型质粒),结果显示,过表达模拟去乙酰化状态的YME1L1与过表达SIRT3结果相似,过表达乙酰化状态的YME1L1得到与敲低SIRT3相似的结果。IP实验证实,SIRT3与YME1L1在乳腺癌细胞中存在相互作用;在SIRT3不同表达水平下,YME1L1乙酰化水平不同。IF实验显示,在MCF-7细胞中YME1L1与SIRT3存在共定位。结论:SIRT3在耐TAM的乳腺癌细胞中高表达。SIRT3通过去乙酰化YME1L1上调L-OPA1表达,进而促使线粒体融合并增强线粒体功能,促进乳腺癌对TAM耐药。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上海市
名誉主编:汤钊猷、曹世龙、沈镇宙
主编:邵志敏
国内统一刊号:CN 31-1727/R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7-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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